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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東: 中國大學精神的演變

        2012-12-24 15:26:23閱讀:6635次

         

         

         

         

        中國大學精神的演變

        在一所大學的演講

         

        丁東

         

         

        很高興有機會和大家談談大學精神的演變。

        中國產生現代大學已經100多年了。清末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出現了第一批新式學堂,新政中廢除科舉,建立現代學制,中國興辦了更多的大學。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的大學精神發生過怎樣的變化?也是一個很有現實意義的問題。

        這一個世紀,可以分為兩部分,前一部分是民國,到1949年為止,后一部分是共和國,從50年代到現在。

        前一部分,又可分為兩小段,北洋時期是中國現代大學教育的草創期,大學精神的形成期,大學數量不多,規模不大,但起點很高。當時的基本格局是公立、私立、教會三足鼎立。把中國大學帶到高起點上第一個教育家,就是蔡元培。

        蔡元培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時間不到三年,但一直影響到今天。他主張的兼容并包,網羅百家,大學獨立,學術自由,教授治校,學生自治,到現在還是我們的愿景。他對大學的定位是:“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不可視為養成資格之所,亦不可視為販賣知識之所。學者當有研究學問之興趣,尤當養成學問家之人格。”今天也不過時。他是這么說的,也是這么做的。他不但網羅了陳獨秀、胡適這樣的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也網羅了辜鴻銘這樣的文化保守主義的高人。梁漱溟沒有大學學歷,只有中學學歷,但他發表了一篇論文《究元決疑論》顯示了學術水平,蔡校長就請北大教印度哲學。

        蔡先生為什么能夠站得高,成為開中國大學風氣之先的人物?他有四個條件,第一,他是清末進士,是深通傳統文化的學者。第二,他是革命元勛,光復會創始人,同盟會上海分會負責人。第三,他是先當教育總長,后當北大校長。第四,他留學德國法國。留學德國很重要。當時世界高等教育最先進的不是美國,而是德國。19世紀,德國不但產生洪堡這樣偉大的教育家,同時也出現威廉三世這樣的君主,他提出了這樣的理念:“大學是科學工作者無所不包的廣闊天地,科學無禁區,科學無權威,科學自由。”帝政時代的德給大學充分的財政經費,保證教授有很好的生活待遇,但絕不干預大學的自我管理和學術自由。直到希特勒上臺以前,德國的大學水平是最高的,諾貝爾獲獎者是最多的。希特勒上臺以后,迫害猶太人,猶太知識精英大批流亡,流亡到七十多個國家,美國的民間社會很發達,收留其中的四分之一,美國給他們提供了大顯身手的天地,使他們有機會成為原子彈之父、氫彈之父、電子計算機之父,把美國的大學推上了世界領先水平,從而保持國家的領先地位。所以,李工真說,德國模式是國興科教,美國模式是科教興國。

        北洋時期是武夫當國,領導人像走馬燈一樣,你上我下,政局很不穩定,民生無保障。但主政者對教育、對思想文化基本上不控制,不干預。蔡元培怎么辦學,不需要請示誰。

        1926年北京發生的三一八慘案,本來是國共兩黨發動的政治抗議活動,但政府衛隊打死了請愿的學生,段祺瑞還是趕到現場,面對死者長跪不起,之后又處罰了兇手,從此終生食素,表示懺悔。

        1928年以后,進入國民黨統治時代。蔣介石比北洋軍閥強勢,他主張以黨治國,國民黨政府主張黨化教育。但是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對大學的控制是有限的。要求大學開設黨義課,講三民主義,大學并不認真對待。當時大學具有相當的獨立性,大學的校長、教授在政府面前,沒有失去尊嚴,放棄獨立。蔣介石派羅家倫當清華大學校長。羅家倫是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留學歸來,比較強勢,要在學校實行軍訓,遭到抵制,只好走人。后來的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是教育家,他對大學有一個著名的概括,大學者,有大師之謂也,非大樓之謂也。他尊重教授。清華大學他主政時間最長,成就最高。

        西南聯大時期,馮友蘭曾代表西南聯大校方致教育部陳立夫部長一封信,很能說明當時大學和政府的關系:

        敬悉部中對于大學應設課程及考核學生成績方法均有詳細規定、其各課程亦須呈部核示。部中重視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厭其詳,但準此以往則大學將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竊有未喻。夫大學為最高學府,包羅萬象,要當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豈可刻板文章,勒令從同。世界各著名大學之課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課程,各大學所授之內容亦未有一成不變者。唯其如此,所以能推陳出新,而學術乃可日臻進步也。如牛津、劍橋即在同一大學之中,其各學院之內容亦大不相同,彼豈不能令其整齊劃一,知其不可亦不必也。今教部對于各大學束縛馳驟,有見于齊無見于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教部為最高教育行政機關,大學為最高教育學術機關,教部可視大學研究教學之成績,以為賞罰殿最。但如何研究教學,則宜予大學以回旋之自由。律以孫中山先生權、能分立之說,則教育部為有權者,大學為有能者,權、能分職,事乃以治。今教育部之設施,將使權能不分,責任不明,此同人所未喻者二也。教育部為政府機關,當局時有進退;大學百年樹人,政策設施宜常不宜變。若大學內部甚至一課程之興廢亦須聽命教部,則必將受部中當局進退之影響,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進行,肅學生之視聽,而堅其心志,此同人所未喻者三也。師嚴而后道尊,亦可謂道尊而后師嚴。今教授所授之課程,必經教部之指定,其課程之內容亦須經教部之核準,使教授在學生心目中為教育部之一科員不若。在教授固已不能自展其才,在學生尤啟輕視教授之念,于部中提倡導師制之意適為相反。此同人所未喻者四也。教部今日之員司多為昨日之教授,在學校則一籌不準其自展,在部中則忽然周智于萬物,人非至圣,何能如此。此同人所未喻者五也。然全國公私立大學之程度不齊,教部訓令或系專為比較落后之大學而發,欲為之樹一標準,以便策其上進,別有苦心,亦可共諒,若果如此,可否由校呈請將本校作為第某號等訓令之例外。蓋本校承北大清華南開三校之舊,一切設施均有成規,行之多年,縱不敢謂為極有成績,亦可謂為當無流弊,似不必輕易更張。

         

        馮友蘭的信寫得比較委婉,但獨立精神還是躍然紙上。

         

        從1928年到1949年,雖然中國經常處于戰爭狀態,大學的教學環境經常受到沖擊,甚至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教授的待遇也沒有保障,像聞一多這樣的名教授,為了養家糊口,還要刻圖章掙錢。但這一時期大學的精神是獨立的,向上的。一批大學的學術水平是很高的,出現了一代真正的學術宗師,不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人文科學,奠基人差不多都產生于民國時代。民國時代不但有高水平的國立大學,還有高水平的私立大學和教會大學。南開校長張伯苓,燕京校長司徒雷登,都是當之無愧的教育家。民國時代的大學精神至今令人向往。

         

         

        后一部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六十多年,又可以分為三小段。

         

        第一段是毛澤東執政的二十七年。前一半學蘇聯,后一半毛澤東自行實驗。

         

        建國初期,就開始院系調整。按照蘇聯模式,把所有的大學打亂重組。蘇聯模式的特點是專業教育,目的是迅速培養國家需要的各類專業技術人才,而不是人的全面發展。原來那些綜合大學被拆散,變成文理學院、工學院、農學院、醫學院、財經學院等各種專門學院,專門學校。清華大學的中文系、歷史系、外語系,本來都是拔尖的,被并到其他院校,清華成了單一的工科大學。蔣南翔的指導思想是又紅又專,也有人歸納為聽話出活。最近,楊繼繩在資中筠自選集發布會上說,我和資大姐是校友,但你上的是清華大學,我上的是五道口工學院。因為資中筠在院系調整時畢業了,而楊繼繩1960年代才入學。讀了五年清華,沒聽說過陳寅恪,清華傳統都被割斷了。

         

        院系調整使民國時代留下的一些一流大學大傷元氣。至今不能恢復。國立、私立、教會三足鼎立的格局,也變成公立學校的一統天下。

         

        思想改造運動,從最有名望的高級知識分子,到一般的教師學生,都要從頭學習唯物史觀和唯物辯證法,放棄原來的世界觀、方法論。毛澤東不但要做秦始皇,而且要做孔夫子,集政治領袖和思想文化領袖于一身,實現意識形態領域的全面專政。中國的現代社會人文科學,不論文、史、哲、經、政,都用毛澤東的觀點統帥一切。有些學科,如社會學,干脆取消。經過批判胡適、批判胡風,特別是反右運動,一批有獨立見解的教師、學生被打入另冊,成為賤民,更多的人不敢再有獨立的思想。治學的天地越來越窄。御用文人成為學者的成功之道。

         

        毛澤東的教育思想自成一家。他的學歷是中等師范,到北大當圖書館管理員受過氣。他對以往大學傳統有一種反抗情緒。他讀書很多,但瞧不起書本知識。在戰爭年代,許多科班出身的軍人,被他打敗了。他說,讀書越多越愚蠢。

         

        中蘇分裂以后,中國大學不再學蘇聯,成了毛澤東教育思想的實驗田。文革中,實驗進一步升級,毛澤東號召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大學在文革初期停課鬧革命。71、71年恢復招生。招收工農兵學員,當時的口號是上管改,工農兵上大學、管大學、改造大學。大學的領導層還有工宣隊、軍宣隊。學工、學農、學軍在課程中占很大比重。階級斗爭是大學的主課,參加政治運動壓倒一切。

         

        開始,招生時還想搞一點文化考試。張鐵生事件把有限的文化考試也沖掉了。大學招生全靠推薦。最初還選拔了一些工農兵當中的先進模范人物,很快成為拉關系走后門的重災區。

         

        當然,毛澤東時代沒有市場機制,沒有金錢對學術研究的腐蝕。所以人們的思想比較單純,不敢在學術研究上弄虛作假,在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領域,出了一些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合成牛胰島素,發現青蒿素,都達到世界一流水平。

         

        當時,所有的大中專學畢業生都由國家包分配,畢業都是國家干部。學生也沒有那么多后顧之憂,學習態度比較認真。老教授思想改造是真誠的,青年師生對于革命理想的信仰也是真誠的。

         

        有一些校長保持傳統的風骨和操守,舉兩個例子:

         

        其一是馬寅初,他是北大校長,民國時期的經濟學家,五十年代提出新人口論,受到主流的批判,周恩來勸他檢討過關。他說:“我對我的理論有相當把握,不能不堅持,學術的尊嚴不能不維護!”“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單身匹馬,出來應戰,直止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

         

        其二是人大校長吳玉章,教師謝韜被打成胡風反革命集團成員,他把謝韜保到自己家院子里住了一年。后來不得已,謝韜才被關進監獄。當時周恩來對吳玉章很尊重。吳玉章和黨委書記胡錫奎合不來,周恩來原來相中南京大學校長郭影秋接替習仲勛擔任國務院秘書長。周就把郭影秋調到人大任黨委書記接替胡錫奎。

         

        毛澤東去世以后,他的教育思想實驗難以為繼。這就進入第二個階段,從70年代末,中國高等教育開始撥亂反正,到80年代,中國大學精神出現了一次中興。

         

        中興始于恢復高考。當時粉碎四人幫不到一年。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閉幕,鄧小平官復原職,8月初就召開了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武漢大學副教授查全性8月6日放了一炮,他說:“招生是保證大學教育質量的第一關鍵。目前這種招生辦法,使大學生的質量得不到保證,原因有兩方面:一是中小學質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問題。主要還是招生制度。現行招生制度有四大嚴重弊病:一,埋沒人才。二,工農子弟很難上大學。貧下中農說:‘解放前上學靠錢,十七年上學靠分,十一年上學靠權。’三,敗壞了社會風氣,助長了不正之風,而且越演越烈。據我所知,今年招生還沒有開始,但已經有人在請客送禮,走后門。四,嚴重影響了中小學生和教師的積極性。現在,甚至連小學生都知道,上大學,不需文憑文化,只要有個好爸爸。現行招生制度必須大改,必須真正保證擇優錄取,打破現在的框框,不拘一格選人才。當前正是關鍵時刻。聽說太原招生會,目前尚有可為,迫在眉睫。我呼吁,今年招生開始就要當機立斷,下更大的決心,否則又是一二十萬人的質量問題。新生質量無保證,77年教學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一句空話。今年至少要采取一些過渡措施,應當建立全國統一的報考招生制度,應當體現以下精神:一,招生名額不要下到基層單位,至多分配到省市一級掌握。二,要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統一考試,并要嚴防泄露試題。考試要從實際出發,重點考語文和數學,其次是物理,化學和外文可以暫時要求低一點。從語文和數學可以看出學生的文化程度和抽象思維能力。三,真正做到廣大青年有機會報考和自愿選擇專業。只要我們采取果斷措施,大學新生質量就會大為改觀,收到顯著效果。要當機立斷,只爭朝夕,今年能辦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辦。”教育部長劉西堯說:“原來想今年文化程度要求達到高中畢業,名額分配到縣。自由報考問題,我贊成南翔同志的意見,但馬上要做,還要具體化。”鄧小平說:“領導批準應改為全國統一的招生,委員會定,該委員會由教師組成。”科學院李昌說:“招生問題,只要下大決心,今年是來得及的。”沈克琦說:“完全同意查全性同志的意見,如今年不解決,81年學生的質量無法保證。”鄧小平說:“改嘛!既然今年還有時間改,就堅決改嘛!把太原招生會議的報告收回來,根據大家的意見修改!這涉及到幾百萬人的問題,要拿出一個辦法來,既可以把優秀人才拿上來,又要不致引起波動。你們研究一下,這個方法應當找出來,要求質量。重點學校要統一招生。允許報三個志愿,到校后再分專業。今年開始就改,不要等了。招生十六字方針可以改一改嘛!”溫元凱說:“十六字可否改為‘自愿報考,單位同意,統一考試,擇優錄取’?”鄧小平說:“你的十六字比較好,但你的第二句話有點問題,比如他很好,要報考,隊里不同意,或者脾氣怪些,領導不同意怎么辦?我取你的四分之三,第二句不要。今年要下決心按要求招生,招的生要基本符合提高的要求。”

        1977年恢復高考,有570萬人報考,只錄取了27萬,29人取1。中央音樂學院教師李春光、楊峻、儲望華、崔靜媛、潘一飛、左因看到考生中有大批才俊,但招生名額太少,聯名上書鄧小平。鄧小平在12月11日批示:“看了這封信反映的情況,很高興,建議予以支持。華主席,先念,登奎,烏蘭夫同志閱后交文化部黨組處理。”使中央音樂學院成倍擴大招生。

         

        1978年又有610萬人報考,原計劃招生29.3萬人,實際招收40.2萬人。擴招的動力不是來自教育部,而是來自社會和地方。特別是當時擔任天津和北京市委第一書記的林乎加,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林乎加是1978年5月從上海市委書記調任天津市委第一書記的。上任后,很多人向他反映,高考中分數及格的考生很多,但天津市的招生名額太少,這些人進不了大學。林乎加就專門召開了一次教育口會議,把南開大學、天津大學的領導也請來,討論有沒有可能擴大招生,把考試合格的學生都錄取下來。與會者說,主要是校舍和宿舍容納不下。林乎加問,有沒有教師?他們說,有教師。林乎加說,可以招走讀生嘛!這樣就沒有宿舍問題了。這個想法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大家態度都很積極,提了很多建議,最后決定把一些中學拿出來做校舍,辦公經費和教師的工資,以及必要的試驗設備,由市財政負擔。南開大學和天津大學屬于教育部直接管理,需要向教育部請示。教育部當時的領導不太贊成這個做法,怕不能保證教學質量。林乎加認為,這些學生是經過考試超過及格線的,與文革中推薦工農兵學員的情況完全不同。當時鄧小平和彭沖訪問朝鮮歸來,曾在天津住了兩天,對天津各項工作很支持。林乎加就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說明大學閑置教員很多,不能人盡其才。市里有能力辦一些分校,讓更多的青年上大學,但教育部不太贊成。鄧小平很快批示:這是好事情,國家財政又不拿錢,可以讓他們試試嘛!得到批示后,天津就放手干起來了。依托已有的大學,天津自籌資金辦了10所分校,擴招了8000名學生。

         

        1978年10月,林乎加又調到北京任市委第一書記。當時,1978級新生已經入學。和天津相比,北京達到及格線而未能錄取的考生更多,社會反映更強烈。于是,林乎加先在市委會議上介紹了天津辦分校的做法,所有的人都贊成。接著,以北京市委名義在人民大會堂召開首都所有大學校長參加的會議。林乎加說,有那么多考試合格的青年不能進學校讀書,這對他們不公平。可能他們一生再也不會有機會上大學了。希望在座的校長能夠支持市委辦分校的決定。這個決定當即得到了所有大學校長的支持。會后都表示,要千方百計地克服困難,盡早把分校辦起來。北京市委與各高校協商的結果是,由各校派教師和教學管理人員到分校主管教學,利用本校的教學設備來解決學生的實驗和實習問題。辦學經費和校舍由北京市解決。市政府決定,每個城區至少騰出兩所中學給大學辦分校,有條件的局、辦和大企業也要盡量提供校舍。教學經費需要好幾千萬,北京市壓縮了行政費用,還擠占了基本建設經費。當時基本建設方面的負責人曾表示為難,最后還是服從了市委的決定。

         

        從1978年的11月開始醞釀,到1979年2月開學,短短的三個月,北京就建起了36所分校。1978年高考五門試卷的滿分是500分,凡是達到300分的北京考生都可以錄取。16800多名青年,在1979年春天走進了大學課堂。

        北京市1978年擴大招生的幅度大大超過百分之百。但歷史已經證明,這次擴招的效果完全是正面的。分校畢業生與本校畢業生相比并不遜色,大多數都成為各行各業的專業骨干,還涌現一批杰出的人才。關鍵是主張擴招的地方政府不但沒有逐利動機,還要壓縮行政開支。學生當時上學不收費,80%學生還能享受助學金。可惜,教育部對此并不欣賞。他們傾向于限制考生年齡,讓高校以招收應屆高中畢業生為主,有社會經驗的大齡考生則分流到廣播電視大學等成人教育機構。這樣做雖然減輕了高考的競爭壓力,但不利于營建學生之間互相學習的氛圍,使校園生態走向單調。

         

        否定了文革,中國大學面臨兩種選擇,一種選擇是回到十七年,回到文革以前,一種是和世界接軌,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回到民國。教育部想回十七年,但也有一些有追求的教育家,想和國際接軌,最突出的是武漢大學校長劉道玉、深圳大學校長羅征啟為代表的一些教育家的探索。那個時候校長的自主權比較大,比如劉道玉在武漢大學實行學分制、主輔修制、雙學位制、導師制、學術假制、自由轉學制、取消政治輔導員,沒有請示任何領導部門,只有插班生制經過國家計委批準。現在不行,南方科技大學想嘗試走新路,第一屆直接從高中二年級招生,差點在招生環節就被卡死。現在教育行政部門是自己不作為,但絕不讓別人作為。

         

        八十年代的有理想有追求的教育家出任大學校長的還有一些,如中國政法大學校長江平。還有一批具有民國時代遺風的老教授,留下了許多動人的佳話。比如南京大學陳白塵,李龍云考上他的研究生,單位不同意,不讓他帶工資,陳白塵說,你的工資我來發。用自己的工資給李龍云發生活費。蘭州大學趙儷生招研究生。秦暉成績很好,體檢不合格,視力不行。趙儷生說,不讓招秦暉,我就不招生了。秦暉眼睛不好,陳寅恪眼睛也不好,誰敢說他將來不是陳寅恪?

         

        當時的學生,追求真理,崇尚創新,關注現實,勇于批判,學校的社團特別活躍。學生關心國家的命運,人類的前途,一批學生還沒有畢業,就發表了一流的學術成果和藝術作品。整個八十年代,中國的學術努力向世界前沿接軌。老的學科出現了新的觀點,被取消的學科迅速恢復,涌現了新的學派。應當說,這是一個中國大學精神中興的時代。大學站在了社會進步的前沿。

         

        第三個階段是90年代到現在,中國大學精神再度進入誤區。有人說是大學失魂,有人說是中國大學之殤,總而言之,是出了問題。

         

        表現之一,是以官治學,行政擴張,權力本位。在大學面前,教育行政主管部門越來越強勢。從人事任免權、經費分配權、招生權、學位授予權,學術經費的分配權,學術榮譽和獎勵支配權,學術職稱的評審權,無不由行政部門牢牢掌握。校長的任命越來越不透明,不征求民意,教授沒有發言權,完全是上級幕后勾兌。有人曾經認為,現在中國辦不出世界一流大學,主要是教育經費不足。我認為這個看法有問題。經費也是雙刃劍。二十年前,社科院一些人曾經擔心被解散。一般人也是哭窮。高層說,讓大家放心,會以項目的形式給錢。人們還沒有意識到官方這條思路的作用。現在過去將近二十年了,這條思路的作用清楚了。政治權力對學術的既保持了強力控制,同時形成了市場條件下的新特點。毛澤東時代是以殺威棒馴服知識分子,現在在不放棄殺威棒的前提下,以胡羅卜為主。不是由權力直接扼殺學術,而是權力通過金錢的中介來馴化學術。是通過掌控學術經費、學術職務、學術頭銜、學術榮譽、學術傳播渠道等方式,來掌控和籠絡學術界。最終目的還是讓學術服從于、依附于政治權力。中國形成了政治精英、經濟精英、文化精英三大強勢集團聯手分贓的局面。政府支配的錢袋子越來越鼓。大批知識人在經濟利益的誘導下,逐步放棄獨立性,已經形成學界主流寵物化,獨立學者邊緣化的格局。現在財政經費多了,錢就變成了項目,變成了支配教師圍著行政力量團團轉的“抓手”。現在“抓手”越來越多,什么211工程,985工程,什么國家級科研項目,一級學科、文科基地,什么長江學者,名堂越來越多,來頭越來越大。這些“抓手”攥在官方手里,教師學生就必須跟著他的指揮棒轉,弄得大學的普通教師越來越郁悶,失去了教學和科研的樂趣。在這種體制下,教育行政部門手里掌握的錢越多,學風越壞。大樓越蓋越豪華,但大師的背影離大學越來越遠。圖書館越建越現代,但藏書里文化精品的比例越來越小,文化垃圾越來越多。

         

        這些項目經費,本來都是納稅人的錢。如果這些錢到了NGO手里,可能是雪中送炭,做很多好事善事。但是,這些錢現在掌握在官僚機構手里,他們不受納稅人的監督,這塊蛋糕想怎么切就怎么切,想切給誰就切給誰。在這種體制下,蛋糕越大,后果越壞。

         

        行政力量控制學術的辦法之一叫量化管理。不論是民國時代,還是八十年代,學術評價基本上是同行評價。水平高低,同行心里有桿稱。評價過程不煩瑣,結果大體公正。一些高水平的學者和成果,可以破格提拔,脫穎而出。現在是數字化管理,把著作和論文按出版單位分為不同級別打分。高水平有創見的成果未必得高分,大量生產平庸的東西照樣拿高分。更荒謬的是,誰能拿到政府的社科基金項目,誰得高分。鄭也夫說,農民種地還要看收成。

         

        表現之二是盲目擴張,學歷貶值。新千年擴招的動力是拉動內需。引入收費機制,學費先是每年收幾百元,迅速上升到幾千元。現在有的二級學院收費超萬元。辦學只想從家長腰包里掏錢。窮人孩子考上大學,不是脫貧,而是返貧。特別是研究生擴招,現在每年碩士生招四十幾萬,博士生招六萬多。但是中國的人才并沒有增加,學生的創新能力甚至下降。這實際上是做了一個局,把中國的學生和家長都裝進去了,讓他們的大量時間和和金錢白白地搭進去了。社會公認的看法是,現在的博士,整體水平不如八十年代的碩士:現在的碩士,整體水平不如八十年代的本科生:現在的本科生,整體水平不如八十年代的專科生。本科生普遍對學術不感興趣,碩士生對本學科的學術動向不了解,博士生跟學術前沿不沾邊。博士的學術水準和發達國家差距越來越大。大多數研究生,不論博士還是碩士,只對文憑感興趣,只對文憑背后的利益感興趣,根本沒有學術創新的沖動。而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研究生和一些本科生,畢業時已經達到學術領先地位,已經是創新人才。現在的制度安排,拉長了學生受教育的年限。過去,本科畢業,22歲左右,就可以進入專業工作崗位。現在,大批年輕人混到碩士,25歲才能工作;混到博士,將近30歲了,也未必能進入專業崗位。這就把青年人自立謀生的時間推遲了,不少青年人成了啃老族。考不上研究生很郁悶,考上研究生也很郁悶。郁悶又不能不讀研究生,因為要是不混到碩士學位,很多用人機構不要你。政府機關、事業單位,用人的學歷門檻越抬越高。邁不過這個門檻,就得不到體面的職業。研究生制度完全被透支了,搞濫了。這場學歷膨脹游戲的結果是:富了教育界,坑了老百姓。

         

        大學為什么有這么強烈的學歷擴張的沖動,一句話,就是利益驅動。教育部把學位授予權當作教育產業鏈的中心環節,學科評議組、大學、教授和考生之間形成一個設租尋租的利益鏈條。博士碩士的數量以幾何級數增長,學術水平以同樣的速度急遽下滑。在這個過程當中,官員和老板兩個階層在職攻讀高學位,起了特別惡劣的作用。一些黨政要員,公務繁忙,但做官求學兩不誤。中國的大學不獨立,不論人權財權都受政府掌控,本來就要在省長、市長、部長、局長的權力下討生活。高官稍微動用權力,就可以讓大學得到實惠。有些高官雖然不是大學的頂頭上司,也是他們的巴結對象。他們相信,只要接近權力,現在用不上,將來可能用得上。以至有教授私下宣稱,我招研究生,達不到局級不考慮。九十年代,博士學位在中國很吃香,高官讀博士便成為時髦。或許有人會問,既然喜歡博士帽,為什么不離職讀書?其實,對他們更重要的是官帽。如果不當官,大學也不會巴結他們了。高官讀博士,自然不同于年輕學子讀博士,對年青學子的考試要求、課程要求,對高官都成為可有可無可松可緊的條件。有的外省高官,攻讀北京某大學的博士,甚至可以不來學校上課,而是提供機票讓教授到外省面授。一部分高官的畢業論文,也是秘書代筆,或槍手代筆。

         

        第三方面的表現,就是學風敗壞,弄虛作假。教授沒有學術沖動,只有利益趨動。學生沒有學術興趣,只有文憑興趣。學術論文垃圾化。絕大部分學報、學刊,成為學術垃圾場。絕大多數論文,不再是表達新思想、新觀點、新發現的載體,而是學位、職稱的敲門磚。辦刊方以出賣版面謀求經濟利益。投稿方出錢買版面,是為了換取學位、職稱,再獲得經濟利益。就是那些符合學術論著外在規范的研究成果,也出現了普遍平庸化的趨勢。不是為了社會的進步和學術的創新直面真問題,而是繞開真問題無病呻吟,做故弄玄虛的概念游戲。

        一些校長、院長、名牌教授,陷入抄襲剽竊的丑聞。韓國黃禹錫事件表明,韓國對自己的學術明星沒有包庇,學術環境保持著底線。而我們一些部門公然包庇一些明顯抄襲剽竊有一官半職的人。反而壓制揭露者,批評者,處分揭露真相的報紙編輯記者。把真與假,是與非,善與惡,美與丑都給顛倒了,解構了。這種學術環境,對青年一代的腐蝕極其嚴重。現在的大學生,研究生,越來越對學術失去了內心的向往,對科學的殿堂、真理的殿堂不存敬畏。求學、做論文,都是一種當下的利益交易。互聯網為抄襲和復制提供了方便。研究生教育一個茶壺不是配四個茶碗,而是配幾十個茶碗,就是認真的導師也感到力不從心。況且大量的導師本來就不具備應有的學術指導水平和學術責任感。在學術標準普遍棄守的趨勢下,個別教授堅持博士、碩士畢論文應有的學術原創性,在評審時對過于低劣的論文說不,反而視為堂吉訶德式的可笑斗士。以后再沒有人請他指導或評審。學術腐敗的源頭不在學界,只是吏治腐敗和司法腐敗的派生物。搞腐敗都是一些官產學通吃的人物。大學本來可以充當社會的凈化器。民國時期,官場腐敗,教師醫生還是清流,現在已經匯入滾滾濁流。我本來寄希望教育領域比照經濟領域的改革,放權松綁,政府把辦學的權力還給大學,把教學的權利還給教師,還給學生,讓高等教育進入良性循環。現在中國經濟領域,民營經濟已經超過了半邊天,活力最強不是國營企業,而是民營企業。但是在高等教育領域,公立大學處于絕對強勢,民辦大學處于絕對弱勢。行政部門強行規定,民辦大學只能做高等職業教育,不能辦研究型大學。大家知道,在美國大學,排在前十名的大學,都是私立大學。私立大學辦研究型大學比公立大學水平還高。中國即使不能學美國,讓私立大學領先于公立大學,能不能給民辦大學和公辦大學一個平等競爭的機會?中國的高等教育,經過這一輪擴招,已經快到一個檻了。過去中國高等教育是高度供不應求,現在已經趨近供求平衡,等到高等教育供過于求的時候,民辦大學可能就沒有發展機會了。吉利可以辦成一個很好的民營汽車公司,但在中國很難辦出一流大學。當然,這也意味著,中國大學泡沫破滅的時間不遠了,因為中國持續三十年的一胎化政策,生源迅速減少,近幾年考生人數連年遞減。大學供需關系一旦過了拐點,就要發生危機。

        以上是我對一個世紀以來中國大學精神演變的粗略描述。我對現實的判斷可能比較悲觀。但是我要說,不管現實存在怎樣的問題,命運的選擇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大學生如果取法乎上,追求真理,追慕先賢,前途仍然是光明的。

         

        —— 原載: 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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