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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法治國的階段目標和長遠目標

        2014-10-21 19:45:52來源:原創閱讀:9747次

         

        依法治國的階段目標和長遠目標
        ——習近平依法治國觀的形成脈絡

         陳有西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將審議習近平總書記主導下形成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詳細描繪法治中國新圖景。
            認真梳理一下中國改革開放期間逐步形成的依法治國理論,和習近平從主政浙江期間首次明晰化的“依法治省”政治理念,其法治觀基本上可以清晰地概括為:黨的領導、人民權利和依法治國的統一。最近他又增加提出了“德主刑輔”,法治和德治的統一。這些觀念貎似有一定的矛盾性,但用階段目標和長遠目標的發展觀去理解,就能基本理清脈絡。
             依法治國的觀念,最早來自法學界。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法學界總結文革教訓,提出了限制權治、祟尚依照法律規則治國的思想。1979年9月,法學家李步云、王德祥和陳春龍發表了《論以法治國》文章,從觀念更新和制度變革兩方面,詳細論述了應當在中國實行以法治國的方針。
            此后,中國政治高層致力于經濟建設中心,政治領域和法學領域關于治國方略的研究基本停頓,全國人大立法偏重于刑事法和商法,建立市場經濟法律體系,政治理論的探討和研究也一直沒有很好的開展。
            1996年,中共十四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開始第一次出現了依法治國的提法。決議中闡述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與民主法制建設的關系。隨后,中共浙江省委提出了依法治省的目標要求。11月2日,浙江省人大常委會作出了《關于實行依法治省的決議》。其淵源動因,就是“認真學習了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認為實行依法治省,是貫徹落實中央提出的“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方針的堅實步驟,也是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保證。
        1997年9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將依法治國的方略提升到國家層面。大會報告中高度概括了依法治國的基本內涵:“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形式和途徑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最后這句話,明顯來自于鄧小平。
         2000年,浙江省委作出關于進一步推進依法治省的決定。2002到2007年,習近平主政浙江,先后任省委副書記、代省長,浙江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在浙江工作三年后,2005年初,習近平在省委提出了“法治浙江”的理念。他親自主持“法治浙江”重點課題,先后深入基層40多個鄉村、社區和單位開展專題調研。2006年浙江省委作出了建設“法治浙江”的重大決策,頒布《中共浙江省委關于建設“法治浙江”的決定》,“法治中國”在省域層面開始大膽實踐與探索創新。習近平2007年2月3日在浙江省十屆人大五次會議閉幕的講話中說:“和諧社會本質上是民主法治的社會。只有不斷推進人民民主,提高法治化水平,才能確保發展健康安全、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
          中共十八大之后不久,2012年12月,習近平在《首都各界紀念現行憲法公布施行三十周年大會講話》中說: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不斷推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的高度,提出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的思想。
           2013年2月23日,中央政治局就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進行第四次集體學習。習近平強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對依法治國提出了更高要求。要全面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不斷開創依法治國新局面。他強調:中國已經形成了以憲法為統帥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我們國家和社會生活各方面總體上實現了有法可依,這是我們取得的重大成就。
            2014年2月,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60 條決定中,有5 條專門涉及到八個方面的法律問題。(詳見陳有西2014年02月18日《中國民商》文章:《憲法法律權威的原則已經確立》)第一個內容就是落實憲法和憲政問題。 第二個內容就是行政執法的改革問題。第三個內容就是司法獨立問題。第四個內容是司法方式改革問題。第五個內容關于人權保障。第六,廢除勞教問題。第七,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第八,強調了加強和完善律師隊伍。
            這次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將近二十年來依法治國的探索,直接上升為中央全會的主題。這在中共執政65年歷史上的破天荒的。
            習近平的依法治國思想,是從地方到中央,局部到全局,逐步形成的。這次全會如果通過《決議》,將會成為全黨的意志,也將迅速成為指導政府和司法機關行為,引導全國人民思維和行為模式的國家意志。因此,知道其內涵,理解其真實的含義和特征,是很有必要的。
            習總書記構想的“依法治國”含義是什么呢?全會《決議》公布以后,應該會有一個比較明晰的輪廓。從他最近的一系列講話中,其實也已經展示了基本的精神。 他說:“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這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要指針。”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關鍵是要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 “我們黨的政策和國家法律都是人民根本意志的反映,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黨的政策是國家法律的先導和指引,是立法的依據和執法司法的重要指導。”“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政。”“凡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據,確保在法治軌道上推進。” “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必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發展人民民主必須堅持依法治國、維護憲法法律權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把法治建設和道德建設緊密結合起來,把他律和自律緊密結合起來,做到法治和德治相輔相成、相互促進。”
            概括這些講話,四中全會將要倡導的法治的基本含義是:1、依法治國將加強和改進黨的領導和主導,黨的意志要通過制訂法律來實現;2、人民主權和政黨意志的高度一致,認為黨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堅持了黨的領導,就是堅持了人民主權;3、法律至上,憲法至上,黨和政府等一切權力機構,都要在憲法法律的范圍內活動,把權力關進法律規則的籠子。4、改革要在法律框架內進行,行為要于法有據,行事要有法度。5、法治和德治并用,德主刑輔,德治為體,刑治為用,相輔相成。
            可以看出,這些基本思想,尚沒有完全理清和正面解決“權治”和“法治”的矛盾問題,政黨意志和法律意志如果發生沖突,由誰最后決定的問題,法律的權力屬性因素被突出,規則因素尚無明確的保障。但是,這種務實的從今日中國國情出發的漸進式的法治,在當前中國是最為現實的、能夠為全黨接受的將國家帶向法治的一種階段性目標方法。
            法是人的意志。法的適用也要靠人,徒法不足以自行。因此,法治也離不開人的主觀能動性,“法治”本質上也要靠“人”去“治”。從這個角度看,法治也是人治。那么,權治和法治,人治和法治,最大的區別是什么?有三大特征。
          第一個特征,法治是多數人之治,法律是大家合意的表示,全民意志的表示;而人治是一個人的意志,憑批示,我這個領導要怎么辦就得怎么辦,這就是人治。多數人之治和個人之治,都是治理,但意志來源和代表性不一樣。這是法治和人治的最重要的區別,這是第一個特點。
          第二個特征,是事先之治還是事后之治。法治是按照事先建立的法律規則進行法律適用,“十二銅表法”,“商鞅立信”,都是事先立了規矩,向社會宣告頒布,令出必行。包括立法者自己,也要堅決遵守,這都是事先立法。而人治是事后立規,便宜行事。發生事件之后,再隨機出臺處理原則,隨勢而為,政策治國,跟著社會狀況,隨時變化。
          第三個區別是理性之治,還是運動之治。法治是將矛盾帶上法庭,理性管理國家。讓國家按照秩序,以法治的渠道來解決,穩妥而衡定。而人治是搞運動,像到處游行,把嫌疑人拉到廣場上宣判,公開處理大會,一下子從重打擊,一下子從輕放過。我們強調法治,就是要限制那種不受制約的隨心所欲的權力。即習近平多次說的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
          依法治國,包括用法律規則治國,用已經形成的成文法原則和規則治國。用法律的頭腦、法律人的思維治國。規則是事先制訂的,任何即時的權力都要遵守法度,這就必然會制約權力。對權力的限制,限制的方法,必將成為今后中國法學界政治界反復爭議的焦點問題。當權力和法律沖突時,政治家能夠收斂權力,而服從規則。這就是法治的長遠的目標,不可能一蹴而就。現在先將依法治國這個概念完整地呈現,上升為執政黨的全黨意志和目標,是革命黨向執政黨轉型的重要戰略步驟,本身就是一種歷史性的進步。習總書記的大多數構想,在強勢控制的基礎上,能夠逐步實現。余下的問題,在深化改革中,再一步一步改進和消除,通過制度設計,慢慢解決。(2014年10月20日)
        (作者 系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憲法人權委員會副主任、
                 中國人民大學律師學院教授、一級律師)


         

        浙江省人大常委會

        關于實行依法治省的決議


        生效日期: 1996-11-02
        發布部門: 浙江省人大常委會


            浙江省第八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二次會議,認真學習了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討論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與民主法制建設的關系,聽取并審議了主任會議關于實行依法治省的議案。會議認為,實行依法治省,是貫徹落實中央提出的“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方針的堅實步驟,也是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保證,對于加快我省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促進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的協調發展,順利實現“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我們必須堅持以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和基本方針為指導,憲法和法律為依據,圍繞全黨全國工作大局,在中共浙江省委領導下,從我省實際出發,大力加強立法、執法、普法和法律監督工作,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切實保憲法和法律在我省的貫徹實施,保障人民群眾依法管理國家及各項社會事務的民主權利,保證各項事業在社會主義法制的軌道上順利發展。為此,根據省委九屆七次全會提出的依法治省的方針,作如下決議:
          一、加快立法步伐,提高立法質量。地方性法規是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加快制定適應我省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地方性法規,是實行依法治省的重要條件。要憲法和法律為依據,緊密結合我省改革、發展的實際,認真貫徹省委《關于進一步做好地方立法工作的意見》,制定立法規劃,加強立法工作。要努力提高立法的質量,堅持從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堅持部門利益服從整體利益、局部利益服從全局利益,切實做好立法的調研、協調、起草等工作。要繼續突出經濟立法這個重點,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規律,著力抓好規范市場主體和市場行為、維護市場秩序、改善和加強宏觀調控、建立和健全社會保障制度、振興基礎產業和支柱產業、促進對外開放等方面法規的制定工作,以保障經濟體制和經濟增長方式兩個根本轉變的實現。要加快制定有關精神文明建設方面的法規,用法制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保障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整體推進。

          二、嚴格依法辦事,不斷提高依法行政、依法司法的水平。依法行政和依法司法是依法治省的核心內容,也是政府工作和司法工作的基本要求。各級領導干部必須牢固樹立法律意識,帶頭執法,自覺維護法律的尊嚴,嚴格依法辦事。各級政府和各級行政機關必須依法行政,更好地運用法律手段管理經濟、文化和社會事務。要建立部門執法責任制,落實執法責任,大力加強和改進行政執法工作。各級司法機關必須依法司法,秉公辦案,依法懲處各類犯罪,維護經濟秩序和社會秩序,維護國家利益和集體利益,維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要堅決糾正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現象。各級行政執法人員和司法人員要努力提高自身素質,嚴格執法,文明執法,樹立良好的執法形象。

          三、強化監督機制,增強監督力度,切實提高監督實效。加強監督工作是實施依法治省的重要環節。各級國家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要建立健全內部監督制約機制,加強對執法工作的監督檢查,堅決糾正濫用職權、徇私舞弊、執法犯法的現象。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要把監督和保證法律的有效實施放在突出的位置,依憲法和法律賦予的職責,圍繞全省經濟發展、精神文明建設和群眾關心的重大問題,加強對“一府兩院”的法律監督和工作監督。要住址總結開展省人大常委會任命干部述職評議試點和組織人民代表評議行政執法機關工作的經驗,加以規范和完善,積極探索新形勢下加強監督的有效形式,加大監督力度,提高監督實效。要加強群眾監督和輿論監督,逐步形成強有力的監督體系,保憲法和法律法規的正確實施。

          四、深入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增強全民的法制觀念和法律意識。加強法制宣傳教育,是實行依法治省的一項基礎性工作,也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要認真組織實施我省第三個五年普法規劃,通過各種行之有效的辦法,對干部、群眾進行遵憲法和法律法規的教育,全面深入地普及法律常識,增強全民的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各級領導干部要在學法、守法、執法中起表率作用,不斷提高依法辦事、依法決策、依法管理的能力和水平。要把是否具備法律知識和依法執行公務,作為考核、任用公務員的一項重要內容。要抓好企業事業單位經營管理人員的法制教育,不斷提高他們的依法經營管理水平。要把法制教育列為學生的必修課程,在青少年中大力開展法制教育。要在全社會形成學法、守法、護法和依法辦事的輿論氛圍,促進以思想道德修養、科學教育水平、民主法制觀念為主要內容的公民素質的全面提高。

          五、加強領導,把依法治省各項任務落到實處。依法治省,關鍵在于領導。各級各部門領導干部要增強實行依法治省的緊迫感、責任感,把它作為一項長期的戰略任務列入重要議事日程,切實加強領導。要結合各自實際,制定依法治理的具體規劃和措施,認真組織落實,扎扎實實地推進依法治村、治鄉(鎮)、治縣(區)、治市、治省和行業、部門、單位的依法治理工作。要切實加強調查研究和督促檢查,認真總結推廣基層的好經驗、好做法,不斷提高依法治理工作的水平。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要大力加強自身建設,不斷提高常委會組成人員和機關工作人員的政治思想素質和法律政策水平,切實履憲法和法律賦予的職責,在實行依法治省中發揮積極作用。
          會議號召,全省人民要在省委的領導下,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開拓進取,扎實工作,為全面實現依法治省戰略任務,推進我省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和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而努力奮斗。

         

        論法治

        2012-01-31 21:36:42

        分類:未分類

          人治和法治的三大區別
           人治和法治最大的區別是什么?有三大特征。
           第一個特征,法治是多數人之治,法律是大家合意的表示,全民意志的表示;而人治是一個人的意志,憑批示,我這個領導要這么辦就得辦,這就是人治。多數人之治和個人之治,都是治理,但意志來源和代表性不一樣。這是法治和人治的區別,這是第一個特點。
           第二個特點是事先之治還是事后之治,法治是按照事先建立的法律規則進行適用,十二銅表法,商鞅立信,提一個建議會給你獎勵,事先立了規矩,令出必行,包括立法者自己也要堅決遵守,都是事先立法。而人治是事后,發生事件之后,再隨機出臺處理原則,政策治國,跟著社會狀況,隨時變化。
           第三個區別是理性之治,還是運動之治。法治是帶上法庭理性管理國家,讓國家按照秩序,以法治的渠道來解決,穩妥而衡定。而人治是搞運動,像到處游行,把嫌疑人拉到廣場上宣判,公開處理大會,一下子從重打擊,一下子從輕放過。像現在檢察法院在提倡什么《刑法》上的和諧司法,刑事和解,花錢買頭,出高額補償金,被害人諒解了,就可以不槍斃,這必然導致金錢司法,有錢人免死,窮人以錢換命,法律原則將被破壞得蕩然無存。兒子已經死了,我老頭老太沒有人養老,你給我一百萬,我肯定寫諒解書。這樣的殺人犯就可以不槍斃嗎?那這個國家的司法公信力何在啊?如果我是一個窮人,兩個老人補償費一千元也出不起,我的兒子就只好上刑場。那這個國家成了一個什么樣的國家?是有錢人的國家?窮人的地獄?我們有些官員根本不知道如何治國,這是所謂的“和諧司法”下的惡劣變種,是對國家法度的嚴重破壞。刑罰可以調解,現在很多高層人士常鼓勵這樣的思路,這就是和諧司法帶來的后果,不講原則,不講法度,和稀泥,看眼前利益。擺平就是水平,沒事就是本事,搞定就是穩定。這種庸俗管理學大行其道。公共權力,是不能調解、不能讓度的的,給1000萬,惡貫滿盈的人,該殺的也必須殺,除非中國廢除死刑。如果被害人方拿出一個諒解書就可以不殺,“花錢買命”會迅速在中國成為一道司法風景。現在很多的執法機關,由于總體上的宏觀思路出問題了,凈出餿點子,會做非常差的參謀。理性之治沒有了,只有實用主義。

         

        陳有西:憲法法律權威的原則已經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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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02月18日10:47 來源:中國民商 

          市場經濟環境下,政府也已經是利益單位,是經濟利益相關方,不能擔任超脫的裁判。必須在政府和企業、個人之間有一個獨立的裁判員。這次中央《決定》明確了落實憲法的要求,保證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由此,中國司法的權威,所有的政府行為要受司法審查這一項基本原則,也確立起來了。

          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60 條中有5 條與我們法律界有關,我認真地研究這5 條8 個方面的內容,感到有很豐富的內涵,含金量很高,有很多很重要的東西。由于最近的一些氣氛和環境,還沒有真正引起法律界的重視。

          第一個內容就是落實憲法和憲政問題。2013 年5 月份,否定憲政的喧囂、逆流曾經非常強烈。這次三中全會決議很好地回擊了這股逆流。明確落實憲法和憲政。決定的第30 條,明確提出要維護憲法法律的權威。憲法是保證黨和國家興旺發達,長治久安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權威。把憲法的條款運用到現實中,在社會現實中實現,這就是憲政。所以對“憲政”的爭議問題,三中全會決定可以說是一錘定音。黨通過決議的方式,解決了這個大問題。

          第二個內容就是行政執法的改革問題。這里面包括綜合執法的城管執法的濫用職權問題,包括拆遷行政權中的大量問題。現在《行政訴訟法》正在進行修改,最高法院起草的草案中,提到官員拒不履行法院判決可以抓起來,拘留他15 天。如果這樣的法條通過的話,那么司法權威就樹立起來了:行政權降格,受到了司法獨立審判權力的一種司法審查。市場經濟下,政府自己也是利益單位。特別是地方政府。政府自己賣地,就是合同的一方,如果讓政府說了算,他賣地合同違約、撕毀合同、改革規劃,就可以隨心所欲。企業的權益根本無法保障。因為他自己就是法官,既是運動員,更是裁判員,他永遠有理。國家的法律秩序就建立不起來。所以必須在政府和企業之間,政府和個人之間,有一個獨立的裁判員。這個裁判員就是法院。所以必須要樹立法律的權威。現在決定的第31 條,就是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加上這次配套的《行政訴訟法》的修改,真正實施起來,將來中國司法的權威,就會逐步建立。所有的政府行為,包括宏觀經濟指揮的行為,都要受司法審查,這一項基本原則也就確立起來了。

          第三個內容就是司法獨立問題。《決定》60 條里的第32 條,專門講到司法獨立的問題。就是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這實際上在中國,就是一個憲法原則。中國的憲法從五四憲法一直到后來三四次的修改,從來沒把這條改掉過,所以司法獨立不是西方的,不是現在法律界從美國英國移過來的,司法獨立就是新中國憲法一直有的思想。我們最早起草的憲法,就是規定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這次決定的32 條明確寫了,“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將來全國省以下管到市、縣法院檢察院的任命,法官資格,檢察官資格,以及財政撥款、裝備、服裝、汽車,全部由省里統管。雖然這還不是三權分立,因為最高層司法,與立法權、行政權,還是在黨的機構中一元化了,如能升級到加強最高法院的獨立性,那就更徹底了。但是這一舉措對落實司法獨立,還是相當實際的促進。即便是省以下,對于解決地方保護主義,解決各經濟單元的獨立的司法保護,盡量減少黨委和當地人大、政府對法院的的干預,意義是非常重大的。飯是要一口一口地吃,省以下解決到縣,這也是一個重大的進步。但現在沒有人唱贊歌,大家還覺得步子不夠大。

          第四個內容是司法方式改革問題。比如說改革審判委員會,黨委政法委不討論具體案子,就是個重大的進步。現在佘祥林、趙作海、杜培武、聶樹斌冤案,都是政法委干預下判案判出來的。實際上,政法委也是被冤枉的,是一個替死鬼。為什么呢?實際上就是公安利用政法委這個牌子,來壓法院,壓司法權,導致大量的冤假錯案。就是偵查權控制了審判權、檢察起訴權、律師辯護權。讓偵查的人說了算,在破案壓力和有罪懷疑推定下,哪有不錯之理?這一次《決定》明確強調,審判委員會不介入個案,就討論方針、政策和司法解釋。中央政法委明確宣布不討論案子,如果這次對《刑事訴訟法》破壞最嚴重的黨的紀委的“雙規制度”能夠取消,《刑事訴訟法》的權威性和檢察院的權威性就確實樹立起來了。法官的獨立審判權,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就能夠很大程度上實現。這也就是我們20 多年一直在呼吁的東西,這個決定,把司法改革這條也寫進去了。

          第五個內容關于人權保障。決定的第34 條,提出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這是我們憲法的原則,也是刑訴法修改時候,寫進了刑訴法第二條的。這次把保障和尊重人權,明確地寫進黨中央的決定。這是第一次,也是全黨的觀念的重大進步,很多人沒有感覺到。或者從現實情況出發觀察,不愿去相信。

          第六,廢除勞教問題。這次中央決定明確寫上了廢止勞動教養制度,完善對輕微違法犯罪的社會矯正,健全全社會的社區、鄉村的矯正制度。這也是中國人權的一個重大的進步。我們原來曾經寫過內參,建議通過上一屆國務院,就能夠把勞教廢除掉,當時來不及做。這一次,上半年中央通過孟建柱講話宣布了停止執行勞教制度,這次三中全會進一步明確完全廢除了這項實行了六十多年的問題很多的制度。這在新中國人權歷史上是有里程碑意義的。僅這一條,怎樣高地評價這個《決定》都不為過。

          第七,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收容譴送制度廢除掉了,勞動教養廢除了,還有一個司法領域近年的熱點問題,就是很多弱勢群體,沒有能夠運用法律武器,請不起律師怎么辦?以前我們是把法律援助,理解為律師的義務,律師應該免費為社會服務。這種意識是完全錯誤的。法律援助是國家義務,不是律師義務,律師愿意援助是一種道德奉獻。因為律師業國家不發一分工資,沒有財政撥款,是自己謀生的一個職業,他沒有援助社會的義務。這是國家義務,不是律師的義務。這是國家社會保障體系的一部分。國家收了那么多稅,應該劃出一塊財政收入,來救助弱勢群體。那么,現在就要進一步健全國家司法救濟制度,完善法律援助方式,這個問題也寫進了黨中央決定。

          第八,強調了加強和完善律師隊伍。中國現在24 萬律師,將來要發展到60 萬律師、上百萬律師。律師隊伍建設,跟我們改革開放30 年同步發展。按照我的測算,中國應該有三四百萬律師才夠用。美國是270 個人中有一個律師;以色列800 萬人口4 萬律師,平均200 人一位律師。我們中國13 億人口,24 萬律師,現在是5400 個人一個律師。按照這個速度,中國必須加快律師業的發展。因為律師是遵守或引導社會規則化治理的,是穩定和理性的力量,對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環境的良性治理結構的形成,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律師業在加快發展的同時,要加強律師隊伍建設。還有要完善律師隊伍的素質。

          當前中國律師業良莠不齊的情況非常嚴重,坑蒙拐騙,虛假宣傳,光收錢不辦事、惡意炒作、違背職業良知的壞律師也很多,所以確實需要整頓。中央決定,第一次正式寫進了律師制度的發展和整頓完善問題。也可以看出了這種機遇和挑戰并存的現實。

          總之,中央《決定》60 條中,這五條八個方面的內容,對推進中國的司法改革,具有很大的指導和促進作用。但遺憾的是,除了政法委書記孟建柱有一篇《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文章在《人民日報》發表外,來自全國法律界的解讀還非常少。總體上社會反響不熱,大家擔憂多于期待。主要是最近的清網運動、針對憲法性訴求的不當抓人、5 月的反憲政逆流的影響,比較深層地挫傷了法律界對司法改革期待的信心和積極性。

          我們究竟應該如何學習三中全會決定?我領會,法律界應靜下心來,認真研究《決定》中這5 條內容的重要意義。如果能像當年思想解放大討論那樣,《人民日報》、中央電視臺天天宣傳這個決定,步步推向落實,造就全社會敞開思想、百花齊放,自由活躍地討論改革開放思想的輿論環境,就能讓這個《決定》深入人心,收到實效。同時,法律的改革,屬于上層建筑的范疇,高層的意圖和動作起決定性作用。中央包括中央政法委,能不能成立一個“國家司法改革委員會”,或者一個法律改革思想庫,扎扎實實地抓這八個方面的措施的落實。我相信這樣做,中國的司法體制改革,一定可以大踏步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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