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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有西:黨委政法委應該干什么?

        2014-10-27 21:01:17閱讀:9171次

         

         

         

         

           黨委政法委應該干什么?

         

         

         陳有西

         

        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發起對黨委加強和完善對政法工作的領導和監督的調研活動,是非常必要的。黨委對政法工作的領導,就中國國情而言,在政治上有執政黨的依據,在法律上有憲法性規定的依據,在歷史上有人民選擇的依據。因此,領導權問題是一個已經解決的沒有爭議的問題,但在實際執行的操作模式上,則一直沒有很好地解決。探索和爭論也一直沒有停息過。1988年期間,有的省政法委曾經收縮為政法領導小組,1989年后,又全面恢復政法委,有的地方權力擴張,開始管干部,管案件,同司法體制改革要求加強司法機關的憲法獨立權力構成了直接的沖突。

        政法,簡單理解就是包括政治和法律。法律是政治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人類歷史上也是一直無法分開的。政法工作就中國實踐而言,包括行政執法、刑事司法、民事司法,都是同政治密不可分的。因此,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權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實事求是地說,我國自從建立人民民主政權以來,無論是政治清明時期,還是國家政治生活不正常時期,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的科學性問題,一直沒有很好地解決。在中國大舉立法,司法權力強調獨立和客觀公正、強調司法的公開和透明,強調被告的程序權利,強調控辯平衡等客觀背景下,形成了錯位。由于理論和實踐上都沒有明確的依據和界線,導致一些黨委政法部門該管的沒有管起來,不該管的過于具體地干預,有的只好只做不說,有的自己在做而對外又讓其他主體出面承擔責任,導致責權利不相結合,責任制度不明。本文試圖就黨委政法部門、包括紀委部門的宏觀職能作一建議,供領導機關參考。

        一、         黨委加強和改進執法監督首先是要更新觀念

             中國經濟建設連續二十多年高速增長,同政治架構的有力控制、以及同經濟基礎的協調發展是密不可分的。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是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加強了對社會穩定的控制,保障了經濟建設的順利進行。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不是象一些輿論所稱的沒有進展。只是相對于經濟體制改革而言,沒有轟動性的很引人注目的集中行動。在立法民主、司法改革、人權保護、依法行政、公開行政、官員問責、經濟自由、民權保護、財產制度、國際規則遵守等各個方面,我國其實已經有了重大的進展。中國經濟的成功反過來可以證明上層建筑是適應的、反應靈敏的、政治架構是符合中國現階段的國情需要的。因此,黨的領導的社會認可度和公信力是很強的。執政的合法基礎是不可動搖的。

             但是,由于沒有像政黨更替國家的定期矛盾釋放機制,半個多世紀來,一些社會矛盾和執政黨的失誤長期在群眾觀念中積累下來,我黨其實背下了很多的包袱。以致慢慢地把一些社會情緒當成了敵對力量來防范,黨委政法工作有時就成了控制社會控制群眾情緒的工具。有的同志慢慢地把自己的職能放到了群眾的對立面,造成了不少失誤。有些群眾的正當的訴求,在特定的情況下只有用對抗性的方法去壓制,有時甚至選擇非法制的方式來加強社會的控制。使社會矛盾激化。黨委政法工作在宏觀觀念定位上不適應執政理念的要求。

        一是司法活動的公開性和黨委決策的內部性的矛盾。司法活動依民事、行政、刑事三大訴訟法的要求,是必須公開進行的。司法的公信力和權威性在于他的公開審判和公開聽證。而黨委權力體現為內部決策。一些領導同志從來不上法庭,喜歡內部聽匯報作決定,簽批示,好多決策是內部進行的。大多數通知、決定也是不向社會公開的,執行后果往往也是不公開的。政治學強調權力的神秘化,越神秘的權力越有威懾力。但司法活動則相反。司法排除一切暗箱操作。政法委由于是直接領導司法機關的,這種矛盾比其他黨委部門就更突出地表現出來。

        二是司法審查的對抗性和黨委決策的單方性的矛盾。司法活動強調兼聽則明,所有事實真相要在控辯雙方的對抗中進行爭論查明。法院審判的精髓其實就在于對抗中逼近真相,并不是法官比別人高明,是用制度來保障法庭查明真相。而黨委決策往往是只聽一方的匯報和一方的內部反映。絕大多數決策,被查處人和他的代言人如律師并不在場,沒有任何意見反饋的機會,有時連立案查處他都不知道。這樣的決策失誤是必然會發生的,原因不是黨委的人不夠負責和圣明,也不是故意羅織罪名,而在于沒有一個科學的機制保障他作出準確的決定。這個問題在紀委查處腐敗問題上已經有大量的負面案例。對一個重要干部決定立案時,只聽辦案一方的匯報,一決定就內部宣布,撤職、停止人大代表資格、上電視上報紙,公開宣布逮捕、沒有經過審判就把似是而非的案情向社會通報。等到檢察院、法院發現刑訊逼供錯案時,社會上已經形成既成事實,辦案機關已經沒有退路,檢察只有硬訴,法院只有硬判。黨委一元化領導成了一些錯案產生的直接原因,因為法院、檢察院不可以否定上級黨委的決定。有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甚至明顯錯捕的案件,在壓力下,為了維護黨委威信也不得不判。許多錯案就是這樣形成的,而且還在不斷形成。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好多人并沒有認識到。

        三是司法活動的程序性和黨委決策的隨意性的矛盾。司法活動有一句名言,程序公正重于實體公正。因為有了嚴格的程序,錯案也可以糾正和發現。而沒有程序保障,實體公正可以被隨時損害。劉少奇等老一輩革命家的悲劇就在于此,非常時期,并沒有一套嚴格的程序保障他的基本的受到公開公正的審判的權利。三大訴訟法的程序規定,是國法。國法高于黨紀,黨要在法律范圍內活動。但黨委監督司法時,往往無視法律程序,無視司法程序的時效、抗辯、舉證、辯護、公開、回避、合議的基本原則,按一時一地之需,作出隨機性的決定。如有一個地方為了對付赴京告狀的企業主,縣委縣府指令政法委成立專案組,要公安查偷稅,偷稅沒有查虛開發票;要檢察查挪用公款,挪用資金,貪污,先假定他有罪,抓起來再求證,公安、檢察、法院在專案組的指揮下把一個無罪的人搞成可以判十年以上的。這時,司法活動的程序保障,如立案初查、無罪推定、客觀認證、平等抗辯,是完全被破壞的。

        四是司法活動的民主性和黨委決策的集權性的矛盾。司法活動強調在查明真相的基礎上,按合議庭和審判委員會民主表決、少數服從多數來作決定。其實司法的民主性還體現在對被告權利和律師權利的保護,在被告被限制自由后24小時可以要求見律師獲得法律幫助。在法庭上有充分的自我辯護權和律師辯護權。對所有證據都要經過法庭質證才能成為定案證據。可以說,民主性貫穿于司法活動的全過程。而黨委的決策是下級服從上級,個人服從組織,而組織的真正含義是級別最高的人最終有決定權。在經過黨委討論的案件中,法院、檢察院的黨組必須貫徹黨委的意見。黨組完全可以通過職務任免升降等控制合議庭和審判委員會,把聽話的人安排進重要的審判和偵查崗位。因此,司法的民主性在這樣的機制下是無法得到保障的。而一旦這樣的案件出現失誤,錯案追究也是無法進行的。因為真正作決定有責任的并不是在判決書中署名的法官,你要追究他,他會把副卷中的領導批示和決議拿出來,根本無法追究法官。中國法院的錯案追究制最終無法實施,搞了十多年壽終正寢,原因就在于此。

        所以,要改進黨委對政法工作的領導和監督,首要的問題是要更新觀念。我們黨委高層領導要真正理解現代司法理念的科學性和進步性。只有文明科學的司法,才能保障國家的長治久安,才能確保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才能使我黨的領導藝術同時代的脈搏相一致,同世界潮流相一致。一味地強調控制和表面的平靜,只會使社會的積患加深。

        二、         調整職能抓好宏觀決策指導

        政法委有一個生存空間的問題。在我國治安非常時期,如1983年開始的“嚴打”,政法委在我國司法制度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在法制逐步完備、國家司法職能部門逐步健全、司法程序日益嚴格的今天,政法委應當管什么,已經是一個不得不認真考慮的問題。在當前人大管立法、組織部管干部、紀委管黨紀、司法改革趨向司法獨立、檢法自我運作、各政法機關都設有直接向黨負責的黨組的情況下,政法委到底干什么,確實引起了好多人的長久思考。1988年取消政法委收縮為政法領導小組的原因,主要也是這樣來的。有的人認為只要在省委辦公廳設一個政法處,就可以代行省委協調各政法口部門的職能。

        當前我國社會政治和社會情況依然復雜,黨的政法工作的領導只能加強不能削弱。但同時,政法委管理的對象和其工作重點,確實需要改變。

        政法委在當前的環境下,主要的任務和職能應當是:

        第一,研究一個時期的社情民態重大問題,總結研究各個政法職能部門上報的情況反映,提出政法工作重點和戰略步驟,為黨委決策當好參謀;

        第二,貫徹落實黨的各個時期關于政法工作的方針政策,保證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聯系各司法部門黨組,成為一個黨委執行機構。

        第三,協調各政法部門的關系和工作,指導并監督其在具體工作中執行黨的方針政策;重點保障司法機關有效運作。

        第四、體察民情民意,抓好執法監督,把黨的執政理念和群眾對司法公平的企求有機地結合起來。監督政法部門和國家司法機關中存在的各種問題和司法不公問題,同紀委機關一起查處查有實據的司法腐敗問題。整頓好政法隊伍。

        第五,抓好下級指導、調查研究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

        原來還有一個向政法部門考察選撥推薦領導干部的職能,隨著《法官法》、《檢察官法》的實施和人大選舉制度的落實,這方面的職能可以由黨委組織部門行使。

        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是宏觀上的領導,這是歷任中央領導同志強調的。管得過細,會使具體職能機構特別是國家司法機關的司法效能受到影響。政法委的執法監督職能,也不能離開這一基本原則。主要是從宏觀上進行指導和監督。

        三、         培養懂現代司法運作理念的黨的政法干部

             黨委政法委近年來進了不少有良好法律素養的人才。為適應司法改革、加強和改進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起了很好的作用。但總體上說,知識結構并不能適應形勢的需要。政法委的干部大量來自于公安系統和部隊轉業干部。這些干部的優勢是嚴格服從組織紀律,堅決貫徹黨的各個時期的方針政策,為完成各階段的中心任務起了不可磨滅的作用。但是,這些干部往往沒有司法實務方面的經驗和現代司法觀念的熏陶。有相當多的人對三大訴訟法的基本理念并不理解。他們對社會管理的理念是建立在權力基礎上的“控制”而不是建立在司法抗衡基點上“和諧”。這些干部在推進司法改革的問題上,明顯地同近年來人大立法機關和高檢高法兩院的一些法學人士的理念不甚一致。由于對司法活動的不了解,有的地方無法進行科學有效的監督,干脆不管,有的地方則過多地干預個案亂監督,損害了司法機關的憲法賦予的獨立性。

             在共產黨領導的當今中國,政法委不但不能成為司法改革的旁觀者和阻止者,而應當有力地指導和推進司法改革,成為其堅定的支持力量和領導力量。這是執政黨的地位決定的,是中國當前的社會需求決定的,也是中國溶入國際政治和法學潮流的實際背景決定的。而要主動積極地承擔起這樣的重任,政法領導干部的知識結構和思想觀念必須更新。要精通現代司法理念,站在中國法學界的前沿。

             應當從優秀法官、檢察官、律師隊師中選調各級黨委政法委的干部。現有的年青的政法委的干部應當是法學院畢業的受過正規法學訓練的人。中國的政法委是一個特殊的機構,實際上相當于有些國家的司法部,有時比司法部的控制權都要大。因此,人才結構的要求必須要按“法律共同體”的“法律人”的標準。只有懂司法,懂司法運作的規則,才有可能監督到要害問題上,起支持公正司法的作用而不是損害司法科學性的作用。

        四、         個案監督制度要進行改革和完善

             個案監督一直是政法委工作中爭論很多的問題。反對者認為是干擾司法,嚴重損害司法獨立性;支持者認為是真正體現了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對制約司法腐敗實現法律公平正義起了很好的作用。有的地方很超脫,個案完全不監督;有的地方當維持會長,只協調不決定,只起公、檢、法幾家協調人的作用。而有的地方則抓得很細,甚至直接指揮公安如何抓、檢察如何訴、法院如何判。有的地方反腐敗中,這一職能黨的紀委在行使,代替了政法委。各地做法各異,莫衷一是。

             任何監督,如果沒有實例的審查和糾正,就會落空,因此要說政法委的監督,不可能一點也不涉及個案。但是,政法委在國家法律框架內不是司法機關,他沒有直接進行司法的權力。他也不能直接向社會發出司法文書。這種體制上的先天不足,是政法委監督制度長久無法給出定論的根本原因。

        現代司法理念是,司法權是國家法律賦予的,是專屬的。審的要有權判,有權判的必須要進行審。如果讓沒有參加審判的人進行監督作出決定,就會違反司法的基本要義。有的實體上雖然是對的,但法律程序上則是錯的,因為沒有法律上的依據。

             如何解決這一矛盾?我們的意見是監督要在法律框架內進行。

        第一,個案監督的提起要有個制度。防止領導個人以黨委的名義過多地干預司法。有的地方領導個人代替組織,我就是黨委。我的批示就是集體決定。這在處理一些內部反映和群眾來信上尤其如此。不論后期職能部門查實的情況真相是怎么樣的,領導的要求必須要有個交代。有的地方法院審判監督庭專門是針對領導批示的,不去從大量的群眾信訪中發現問題立案復查,而是眼睛向上,專門為了查報領導的批示。法院的申訴立案程序,大量的被領導批示包了。這樣的監督實際上損害了真正的司法糾錯機制。

        第二,落實領導監督意見要強調科學性。領導批示是監督的重要方式。在贊同“清官模式”的政治理念中,領導批示還是監督的主要方式。在中國百姓中,群眾非常認可這種模式。中國的絕大多數上訪和信訪,群眾追求的第一動機是尋找“清官”,以良性權力來制約惡性勢力。他們相信級別越高的權力越公正。如果這個高級別的權力仍然實現不了他的企求,他們會轉而尋求更高的權力。這就是今日中國上訪不休的真正原因。因此,領導批示方式,在中國仍然是啟動監督的重要手段。也符合國情。有批示就要有落實。沒有落實的批示等于沒有批,還會損害領導的威信。因此,如何落實就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要明確一個道理,個人不可能代替一種程序性的權力。個人的批示往往是在單方反映的基礎上作出的,沒有經過雙方抗辯和質證,批示切不可未審先定。代替司法機關事先作出結論。批示應當是一種啟動功能。

        第三、政法委監督應當有意圖地定期組織分專題進行。集中一個專題審查若干個典型的錯案,理出規律性、傾向性問題,一次監督解決一批問題;變“個案監督”為“批案監督”。浙江省委政法委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自由商品經濟啟動時期,以“政法工作要更新觀念為商品經濟服務”為主題,集中到溫州等地區指導調研,要求公、檢、法復查了一批限制市場流通的誤抓、誤判案件,由法院進行了糾正和改判,一下子改變了檢察、法院系統的陳舊落后的計劃經濟觀念,解放了不適應市場經濟方向的司法理念,釋放了社會活力。從上層建筑角度促進了浙江民營經濟的迅速發展。

        第四,政法委監督要同具體的查處司法人員責任結合起來。執法監督不同于人大組織的“執法大檢查”,不是面上文章,而是從解剖案例入手,從個案中發現問題。檢查要有實際的后果。現在公檢法的錯案追究制并沒有真正開展起來,而政法委的監督往往僅以糾正案件為目的,并沒有真正落實到追究責任人。黨委管干部,為責任到人提供了可能。政法委監督要有真正的作用和威懾力,不同于其他監督,必須最后追究到人。封建社會有官員反坐制度,法官的責任很重。現代由于強調集體負責和互相制約,集體負責等于無人負責,互相制約等于互相推責,具體個人的責任被分散了,反而都無法追究。黨委作為可以總攬政法工作全局的實權機構,客觀審查后對某些責任者作出處理決定,也許是彌補這一缺陷的有效方法。一個錯案,可以是一個人為主的責任,也可能是好幾個人的責任,查明了,指令具體單位進行嚴格的處分。或者在使用上作出調整,這種機制就能真正體現監督的作用。

        第五,以特別事件調查委員會的方式進行個案審查和調查。領導要作決定,必須要召開各方意見的匯報會,特別要聽取后果不利方的申辯。這就相當于行政執法的聽證和法院的開庭審判。只有通過這樣的程序,最后決定才會經得起檢驗。可以由司法職能部門去進行這項程序,作決定的人要全程聽取。或者成立臨時的特別事件調查委員會,在調查聽證的基礎上作出決定。這種委員會組成程序比較嚴,輕易不進行,一進行就要求有結果,讓整個政法機關和社會上都把這種調查當成普遍關注的大事。調查人員可以調集各方的法律專家一起進行。這樣可以彌補領導先入為主和批示片面性的問題,使每一件查處,在事實和證據上都是有相當公信力的。這樣的委員會還可以避免黨委主要領導直接出面進行司法聽證的現象,可以按現有的中國司法體制的模式進行審查,使社會認可和接受。黨委在這樣的基礎上作決定就會比較科學和得當。

        五、黨要堅持在法律框架的范圍內進行執法監督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沒有超越法律的職權,任何人和組織都要受國家法律的制約。黨委政法委作為領導全黨干部執行國家法律的機構,必須堅定地樹立這樣一種觀念。小平同志說,“還是要講法制,講法制靠得住些”。這是痛定思痛之言。在中國當今社會,能夠違反法制按其他規則進行管理性行為的,只能是有權的黨的機構和黨的實權人士。在新中國半個多世紀的歷史過程中,能夠在宏觀上損害法律制度的穩定和一貫的,都是握有重權的人。作為中國政治框架內的領導核心力量,對法制衡平和穩定構成損害的最大危險,也來自于黨內。在當前人大權力被逐步確立、司法強調客觀中立的環境下,這種權力控制的沖突早晚會產生。我們必須高度關注和研究這個問題。

        從小平同志到彭真同志,對黨與法的關系一直有多次的闡述。權大法大的爭論,某種程度上也是這種爭論的繼續。比較經典的闡述,是“黨領導人民制定國家法律,黨領導人民執行國家法律,黨要模范地遵守法律”。這里涉及一個基本法理問題,即法的制定是統治意志的體現,共產黨作為領導力量有權領導制訂法律,但這個統治意志不是隨心所欲的,而是既定的。一旦確定下來,包括制定人在內的黨也必須嚴格遵守。

        但在現實生活中這種法律理念經常被一些有權的人士違反。權大于法、干擾司法、法外加法、法外有法等現象,在我們現實生活中一直存在。所有對權大于法的批評,根源都在于此。執法監督要注意的首要問題,也在這里。

        在討論紀委職能時,有的黨紀理論家已經提出建立“黨內法規”的問題。不但寫了文章,還寫出了教材書籍。這是“黨就是法、法外有法”的典型思維。法是一種國家意志、黨紀只是一個政黨的意志和約定。黨紀絕對不同于國法,黨紀也不能代替國法。提出黨內法規的理論,法理上不通,實踐上有害。

        因為一旦有法,就要保障它的實施,就要有一個護法機構。黨內有法,就必須有一套執法機構。必須要有黨的自己的適用機構即檢察院和法院。因為國家的法院、檢察院只能適用國家法律而不能適用黨法。對黨員適用黨法,就是法外施刑,這樣就形成了一群特殊標準的特殊公民。就是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一種違反。無論是程序權利還是實體權利,在同一國家內,黨員同普通公民是一樣的,既不能法外施恩,也不能法外苛刑。

        如果建立黨內的黨法護法機構,比如說搞黨員違法聽證制度,也搞聽證審查,那么,勢必會直接影響國家司法職能的發揮。比如一個縣委書記,涉嫌受賄被“雙規”,免職逮捕前進行黨紀審查聽證。一旦確定事實成立,作出決定,免職、逮捕、公諸社會,那么進入國家司法程序的偵查、起訴、審判只能是形式和演戲。因為公、檢、法是受黨領導的,黨委已經作出了決定,法院和檢察院的獨立偵查、獨立審判如何進行?只能按黨內決定執行,進行有罪判決。司法程序是不可重復的,不可逆的。兩套司法最終必然會有一套司法是失效的。在這樣的機制下,失效的只能是國家司法機制。

        有的理論家認為,對黨員提出更高的要求,是執政黨的地位決定的,是對人民和國家負責、是有好處的。這其實隱藏著一個基礎理論的錯誤,那就是:特別苛刑意味著特別標準,特別標準既可以用來特別苛刑,也可以用于特別開恩。法律的統一性、平等性就會被嚴重破壞。苛求一個黨員對于群眾而言好象是好事,但對于這個黨員公民而言就是法外處罰,損害了他的法律平等權。《黨紀處分條例》現在實際上同《刑事訴訟法》存在嚴重的沖突,施行中的問題則更多。最突出的是兩條:即以“雙規”名義進行無期限的人身自由限制、和對律師會見權、幫助權的剝奪。用黨紀的特權代替司法的偵查權,以此規避國家法律對被告基本權利的保護,將國家法律中已經揚棄的非法辦案手段以黨紀的方式保留下來。黨是社會先進力量的代表,在這個問題上卻成了落后司法理念的代表。

        有的人認為這是反腐敗的需要,保持執政黨廉潔性的需要。認為紀委比檢察院有效,沒有紀委的這種辦案方法,好多大案根本無法突破。這種理論的錯誤在于,為了實現實體上的公平公正,秩序上的公平公正可以忽略不計。只要目的達到,手段是否合法可以不予注意。這就為嚴重違法辦案大開了方便之門。另一方面,我們不妨再問一句:為什么我們的檢察院對于高級黨員干部犯罪無法破案?為什么非要紀委不行?其原因不難找到。根源還是法外有法,權大于法,中國有一批國家法律尚無法制約的人士,有國家司法權無法控制的特殊公民。需要黨內的“家法”。這樣循環往復,法制的秩序于是仍然無法建立。

        黨委政法委的法律監督,也要高度注意這樣的惡性循環。我們的監督必須是在國家法律的范圍內,標準就是國家的現行有效法律。不能在法律框架之外再建立一套特殊的制度和方法。要支持和鼓勵司法機關各司其職,運用自身糾錯機制靈敏有效地進行自身法律監督,只有在各機構間無法協調,互相制約和監督制度出現問題,某類案件復查確實存在系統性、集團性阻力時,才有必要啟動政法委的執法監督。

        六、改變黨委政法委執法監督的運作方式

        簡單地說,就是變內部操作為公開監督。

        長期以來,黨委政法委是一個握有重權而不事張揚的重要機構。執法監督也都是內部進行。而國家司法剛好相反,它是一個要求高度透明和公開的系統。國家穩定有賴于司法的公信力,司法的公信力來源于人民的了解和信賴。政法委要對司法和其他政法機關進行執法監督,不能靠內部操作。否則其內部操作和司法要求公開的矛盾是無法調和的。

        黨委政法委的執法監督既然客觀存在并有實例操作,就沒有必要向社會保密。中國共產黨在和平年代要提高執政能力,要提高凝聚力,維持社會公平、堅持執政為民、解決群眾關于司法領域的合理訴求是一個好途徑。從監督立案階段起,成立特別事件調查委員會,案件的調查進程,發現了哪些問題,最后如何認定,如何處理,各個階段都可以通過媒體向社會公開。領導對某事的關注和基本意見,也可以公諸社會。這樣既可以讓群眾知道高層對民間呼聲的重視,又可以防止領導個人的不正當的錯誤的干預,使執法監督更加規范和公正。通過這樣的方式,被查處人和辦錯案的人也會心服口服,其社會評價也會真實公允,對其他的可能違法辦案者也是一個警告和威懾,從而進一步促進司法公平公正。

        規范和加強黨委政法委的執法監督工作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課題。在這個問題的討論上還有一些禁區和顧忌,因此學術界的討論還十分少見。成了一個學術空白。進行內部調研是一個好方式。本文的一些思考是本人多年從事司法實務和法學研究后的感受和總結,就此理成內部文稿,以供領導和同志們參考。不當之處,文責自負。



        本文寫作于2006410日到52日。是作者受浙江省法學會委托,代表浙江法學會向中國法學會提交的一篇內部報告。為了加強和改進中國共產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解決長期存在的黨的領導權和獨立的司法權之間的一些爭議點,其時中央政法委要求中國法學會就“規范和加強黨委政法委執法監督工作”問題,對重點省區進行調查研究。此文上報后,中國法學會給予高度肯定,專門致信浙江省法學會對作者表示感謝,并告主要觀點已經整理要點專報中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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