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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檢察官、律師會有共同語言嗎?

        2015-09-12 11:30:16閱讀:14959次

         

         

         

         

         

        法官、檢察官、律師會有共同語言嗎? 

         

        [陳有西按]今天上午見到一個公眾號,轉發了我《陳有西學術網》上的這篇五年前的文章。(原發表時間:2010-11-16 )自己都有點忘了。趁著學術網恢復,現在重發一遍。好文章是不會被淹滅的。這篇東西比較全面的分析了法官、檢察官、律師互相之間的一些觀念沖突,體現了一些基本的法律倫理,五年過去,現狀沒有任何改變。當時直接在網站后臺寫作,發表沒有認真較對,有一些錯別字。這次本網重發,作了認真較對。此文以本稿為準。

          

        陳有西與眾法曹九評“律師的丑陋”

        發表時間:2010-11-16

         

        [陳有西按]法官、檢察官、刑事律師之間,會有共同語言嗎?回答是有的。盡管在刑事訴訟法修改的討論會上,在平時的交往中,這三者有時針鋒相對不可調和,但是這三種職業之間其實是相互依存的關系,共同語言更多。

         還有一個例子就是,我所在的京衡律師集團里,有很多法官、檢察官轉崗擔任律師的,他們說到的在體制內時,對律師的看法,其實觀念絕大多數是相通的。理解多于敵視。有水平有道德的律師,你斗得越兇,法官、檢察官對律師越尊重。這些法官、檢察官來當律師,轉崗后也能夠迅速適應新的職業角色。

          記者張有義的這篇調查和描述,比較有代表性。有了法官、檢察官的說法,我以點評的方式,加點律師的看法,基本上就可以全了。因此決定化點時間,對九種臉譜點評一下。

          其實還可以畫出更多的臉譜,比如幫閑律師,配合律師,甚至幫兇律師,但是這九種也基本上夠豐富了。其實律師業內部,要清理門戶的東西很多。聽聽法律同行的意見,能夠清醒許多。

         

        刑辯律師形象九大“臉譜”

         

        《法制日報》張有義

         

            在律師業界,刑事辯護業務已經成為律師業務中的一條“高壓線”。除了風險高而收費總體偏低,往往還要在社會上承擔著一些不好的名聲:替“壞人”說話、浮夸、“關系戶”、拜金、不敬業等等。這些不好的名聲嚴重影響著律師們的形象,究其根源,這與律師自身形象建設有著極大關系的同時,不同利益群體對律師的法律定位,也并不像對法官、檢察官定位那樣清晰。律師的法律定位是什么?按照即將于2008年6月1日實施的新律師法的規定:律師是指依法取得律師執業證書,接受委托或者指定,為當事人提供法律服務的執業人員。“律師應當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維護法律正確實施,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 

           新律師法的顯著變化是,強調了律師的“當事人主義”,即將“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修改為“為當事人提供法律服務”;從邏輯關系上分析,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排在了“法律正確實施”和“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之前。律師法律定位的調整,從律師業務分類上講,對于刑事辯護律師的影響最大。這是由于刑事案件的特殊性所決定的。

           強調這些變化的目的在于讓人們更準確地了解刑辯律師。因為普通民眾甚至是曾經因為刑事案件委托過律師的人大部分并不關心律師法律地位的變化,因此也很容易造成對律師形象的誤解。另外,即使同在法律共同體中的法官、檢察官,也并非很清楚律師的法律地位,這是由于我國的司法體制中,法官和檢察官并非像西方那樣來源于律師,這可能引發強勢權力下的法官和檢察官對律師的不了解或者誤解。

          本報記者采訪了部分法官、檢察官以及刑事案件的當事人或者委托人,他們從自己的角度描繪了對刑辯律師的看法,總結為“九大臉譜”。

          

        九大“臉譜”

           

        之一沒權

         

        北京海淀區檢察院檢察官許永俊:法律規定中賦予律師的辯護武器無論是在立法還是司法實踐中還不足以達到控辯對抗的程度。這就造成法律共同體中,刑事辯護律師相對于行使國家權力的檢察官和法官而言,處于劣勢地位。

         陳有西點評:中國的刑訴法模式構建,問題是很大的。律師不單是一個沒權的問題。律師抗辯權是有的,關鍵是法庭不獨立,聽控方的,抗辯權有,但是無法實現功能。律師辯三天三夜,不如檢察院、公安局、紀委一個電話。一個開庭后明顯無法定罪的案件,只要拖上三個月,結果肯定會作有罪判了。因為公檢法可以不斷地秘密交易協調,背后補充證據完善漏洞,律師則完全被排除在外。打聽一下,就是連規搞關系,法官敢泄密就屬違紀。檢察長可以直接干預審判委員會,公安局長可以召集法院院長到政法委開會,因此真正的法庭上,反而是沒有權利確定被告有罪無罪的。而律師是只準在法庭上配合表演的。他無權對內部討論發表任何看法,連知情權都沒有。這種訴訟模式,我早已經總結出來:“我們的審判形式是抗辯制的,我們的定罪實質是職權主義的。”而且審的人自己都無權判。還有就是,檢察、公安可以以幫助偽證罪抓律師,律師沒有權利因檢察公安偽造證據刑訊口供而去抓檢察官和警察。因此,中國的刑訴制度,自從蘇聯學來的第一天起,注定就是有利于專政和階級斗爭需要的,而不是文明和法制的。這種基本的保護人權觀念的混亂,如果不改變,中國的刑訴制度是注定不文明和落后的。《刑訴法》在這種模式下,也是肯定改不好的。中國必須要走“律師公訴”的路,設定政府公訴律師,撤銷檢察院,把偵查和起訴嚴格分離,起訴機關沒有拘留權、沒有偵查權,沒有逮捕權,把三天的拘留羈押權交給公安,把批準逮捕權交給法院,這樣“抗辯制審判”才能夠真正實現。但是這種必須走的前景,我們連第一步都沒有邁出,甚至想都沒有在想。因此很多的研討會,其實都是一種無用功。

         

        之二瀟灑

         

        河北香河縣檢察院檢察官吳朝華:一起刑事案件,有的律師能收到上百萬元甚至更多的代理費,他們可以住洋房開名車。雖然在權利上不如檢察官和法官,但是他們比檢察官和法官活得“瀟灑”。 

        陳有西點評:這是當前很多法官、檢察官感覺到心理不平衡,對律師有成見,紅眼病,態度差的主要原因。我當過法官,確實,很多案件的辯護律師,同一個案件中,工作量遠不如法官大,但報酬大不相同。法官審理一個案件,不從其他方面比,審查證據是一個要點,閱卷筆錄是一個要點,庭審提綱是一個要點,審結報告是一個要點,起草判決書校對打印是一個要點,工作量比律師大得多;檢察官指控一個案件,審查證據,開出罪名思路,組織指控體系,尋找法理依據,寫出公訴詞,研究律師的可能辯點,出庭公訴臨場應對,確實比律師的工作量大。人說“公安是燒菜的,檢察是端菜的,律師是吃菜的,法院是當評委的”,雖然說得極端了些,但程序上確是這么回事。所以,我的所里很喜歡引進當過法官、檢察官的律師,不是用他們的什么資源,要他們搞關系。因為很多是內地、外省的法官,當地沒有任何關系。而是因為這樣的律師,有體制內的歷煉,有一套嚴謹的工作方法和習慣,比從校門出來直接當律師的,要更有職業素養。在這樣的背景下,律師辦一個案,可以收入數萬甚至更多,法官檢察官則往往辦一個案,只能有幾百元的獎金補貼。確實有的法官、檢察官一年的工資獎金收入,不如一個成功律師辦一個案件的收入。

         但是,一些法官檢察官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辦案的報酬,是不能這樣簡單對比的。第一,中國成功律師比例極小,能夠一個案收上百萬的,除了吹牛誆騙做一票買賣的,這種律師就確實是有真正的實力價值的。十七萬中國律師中,不會超過五十個。大量的中國刑事律師,收費都在一萬元以下,很多年輕律師、縣城律師,都是幾千元的辯護費;第二,這種市場也是極小的。一個張子強、黃光裕、陳良宇、力拓案這樣的被告,他不可能請一萬的律師。對他的人身權保護,他覺得化幾百萬值。我們很多人,在考慮的是將搶出租車司機60元錢殺人的人,作為參照物。他們當然不可能請幾萬的律師,要他家屬出二千元請律師,也請不起,有時法院通知家屬來收骨灰,他也不來,因為他們沒有路費。所以,法律服務市場,有很大的差異性,也是市場自由競爭選擇的。社會已經有很大的差距,法律服務市場面對這樣的人群,也有很大的差距。你如果對黃光裕說:我收你九千元律師費,公檢法三個階段各三千元。他一定以為這個律師有毛病,肯定辭退你。第三,一個人的生命和自由,肯定比金錢更重要。在美國和香港,刑辯律師、出庭律師是大律師,受人尊重,賺大錢,商業律師、非訴律師只是事務律師,沒有什么名望。但是我們中國大陸沒有人權至上的觀念,對人身權的保護,反而是極度輕視的。一個商業律師,上市律師,并購律師、房地產律師,知識產權律師,一年可以賺上百萬上千萬,做一個上市可以收二三百萬。而一個刑事律師,當事人主動自愿要付20萬辯護費,律協卻要鄭重其事地對他譴責。重慶司法局還為財產上億被沒收的龔剛模,派一個有名的刑事律師,免費法律援助,這種荒唐的違反《法律援助條例》的做法,他們還以為是對的。對刑事辯護的輕視,我們是長期的、全國性的。這種觀念的糊涂和混亂,已經到了荒唐的程度。第四,法官檢察官,在體制內的好處,是律師享受不到的,一個法官、檢察官,他的有形年收入,可能只有七八萬,但是他能夠分到福利房(以前),能夠坐到公家車,能夠吃到機關補貼的午餐,能夠出差受招待,能夠享受公費讀書進修,能夠公派出國,能夠得到社會地位的尊重,這一切是有形的工資無法比擬的。這就是公務員考試,有那么多人趨之若鶩的原因,這就是法科畢業生,首選當法官、檢察官,次選律師業的原因。人的毛病,是這山望著那山高,老婆是別人的好,自己的已有好處視而不見,對別人的一點好處就紅眼得不得了。第五,律師工作量之大,風險之惡,受到公權力、自己的當事人、社會不良勢力的可能的報復,會帶來的風險,是非常大的。是一個腦力、體力、心力都是高強度的行業,絕沒有機關里這樣安逸和安全。

        所以,一些對社會觀察不深的法官、檢察官總是“只見和尚吃饅頭,不見和尚受戒難”,思想方法其實是很淺薄和偏激的。

         

         之三“壞人”

         

        河北香河縣檢察院檢察官吳朝華:刑辯律師有時候真的很讓我們無奈。曾經發生的一起案例,按照吳朝華的直覺,雖然已經取得的證據尚不是很完善,但犯罪嫌疑人“就是罪犯無疑”。然而,當他眼中的罪犯被宣告無罪的時候,庭下,他問辯護律師:“當為一個明知是有罪的被告辯護,并使其獲得自由時,晚上你還睡得著嗎?”

        著名刑辯律師田文昌的遭遇,成為引發律師是否是在為“壞人”辯護的爭論的導火索。這場爭論的根源問題在于律師法律定位的變化和現代法治理念的發展。“壞人”也是人,律師為他們辯護,是因為他們也有權利“說話”,在逐漸達成共識。 

        陳有西點評:這涉及一個律師倫理問題。這位檢察官應該為自己的起訴失敗而睡不著覺,而不是律師。“雖然已經取得的證據尚不是很完善”,但犯罪嫌疑人“就是罪犯無疑”。這種說法本身就是法律無知的表現。“無罪推定”原則,要“用證據證明被告有罪”的規定,是國家法律。無法證明他有罪就是無罪,這是維護了法律的嚴格實施,律師有什么可以內疚的?刑訴法的分工,強大的公權力,有足夠的時間和手段,來證明嫌疑人的犯罪。如果證明不了,就是無罪。如果有罪證據不足,就適用無罪推定。律師是國家法律設定的、在強大的公權力面前,保護被告不被誤傷的一個力量。法律倫理上,律師的責任和道義,不是檢舉罪犯和指控罪犯,而是合法地用國家法律保護他。在刑事法庭上,沒有經法院判決前,無所謂壞人和好人,只是涉嫌犯罪的社會人。有沒有犯罪,要抗辯分析了再說。而這種“無罪推定”觀念,不但中國的普通百姓沒有普及,一些檢察官頭腦中都沒有真正搞明白。

         

        之四老套

         

        北京海淀區檢察院檢察官許永俊:據我們前段時間的調查顯示,將近80%的當事人對辯護律師的服務質量不滿。在法庭上,很多律師的工作只是走走過場的“老三篇”,即只是簡單地陳述:被告認罪態度好,某某行為屬于可以減輕從輕的情節,希望法庭酌情考慮等等。

        陳有西點評:很多律師的工作只是走走過場的“老三篇”,這個批評我基本同意。以我的觀察,現在中國刑事法庭上,真正認真辯的律師已經越來越少了。有的律師為自己的玩忽職守找到的借口,就是環境不好,辯也沒有用。有的辯護質量之差,已經是非常驚人的。但是這個問題沒有人關心。我們的司法部,是倒過來關心,因為他們希望中國律師不要真辯,不要在法庭上較真,而要配合公權把被告早點判掉,配合打擊犯罪,別“刁難”。

        但要說“將近80%的當事人對辯護律師的服務質量不滿”,這個問題的主要原因不是律師,而是我們的無視事實和證據、唯權是從的法院造成的。中國的辯護無用,誰都知道原因在哪里。在中國認真負責高質量辯護的律師,基本上都成了公權機關忌恨的對象。他們辯的意見,有的法院故意要羞辱他、駁回他。現在反過來把這帳算到律師頭上,未免太脫離現實了。

         

         之五作偽

         

        遼寧沈陽中級法院刑事審判庭某法官:刑法306條雖然遭到很多質疑,對刑辯律師也有不小的障礙。但是我認為從另一個角度看,這是國家法制不斷完善的結果。隨著律師隊伍的強大,必須對這支隊伍進行規范。現在有關律師的法規不夠完善,而刑法在這方面走到了前頭。從合格律師的角度來看,即使法律沒有規定像306條所禁止的行為,律師也不會去做;但畢竟還有極少數律師會觸雷。部分被落實了的律師誘導犯罪嫌疑人改變口供和提供虛假證據的案件說明,正是因為有這些人的存在,社會和其他各行業才出現了對律師的行為進行規范的呼聲。

        陳有西點評:律師幫助偽證的現象有,但是極少。律師真正的偽證的重災區,是民商領域,不是刑事領域。因為刑事律師面對的公檢法,是真老虎而不是紙老虎。稍有經驗和操守的律師,都不會為了一個案件,去自己冒這樣大的風險。306條的問題,法律人中真正制造大量偽證的,是刑訊逼供、串供、指供、誘供的偵查人員。但是這些人沒有306條,沒有偽證罪,只有把人搞傷、搞死,才有個“刑訊逼供罪”。所以,為306條叫好的,是根本不知法律公平為何物的門戶之見。刑事法庭上違背事實的最多的口供,誰都知道是公安機關、反貪局審出的口供。而不是律師取到的證言。因此,譴責刑事律師作偽,還是去找找具體的事例再來說道吧。

         

         之六表演

         

         遼寧沈陽中級法院刑事審判庭某法官:法庭上,部分刑辯律師面對旁聽人員和被告人,往往情緒亢奮,指責公訴人和公安機關存在違法辦案的行為,并力陳被告人如何被冤枉等等。但關鍵是沒有任何實質證據出具。他們如此義憤填膺的目的很明顯,就是為了表演給被告人及其家屬看,以獲取他們的信任,說明自己對工作的盡心。

        陳有西點評:這個批評完全正確。法庭的中心是法官,律師所有的法庭語言,都是為了說服合議庭接受自己的觀點,而不是為了向旁聽人演說,嘩眾取寵。但是有些律師,法庭的體位總是面向著旁聽席。其原因,一是沒有搞明白辯護的目的;二是沒有搞明白定罪權在誰手里(不過首席大法官的“輿情判案說”,似乎在助長和歡迎律師的公眾演說);三是律師對法庭失望,認為法庭不會公正而求諸公眾,理失求諸野;四是一些律師在案件結果肯定不好時,確實是想玩點虛的,讓付錢的當事人,聽起來他很努力,讓外行看個熱鬧。但是,這樣的律師,最后往往是四面楚歌,得不償失。因為現在的當事人和家屬,也不是傻瓜,他們最后會明白,什么樣的律師才是真正有用的。

         

        之七浮夸

         

        著名法學教授江平在一次座談會上說:有律師在承辦案件前對當事人說,法院的法官他都認得,這案子交給他沒問題。包打官司,跟當事人說起來的話口氣信心十足,但實際結果卻讓人大跌眼鏡。律師們再不注意這一點就最容易產生浮夸。浮夸的進一步就是產生虛假甚至欺騙。我奉勸律師幾個字“嚴謹、科學、老實”。

        陳有西點評:律師浮夸,現在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原因除了律師素質問題,還有就是一個法律環境的劣化選擇。認真扎實的有良知的律師,得不到官方的肯定和法院的尊重,相反不斷打壓;吹牛搞勾兌的律師,反而如魚得水。功夫放在法庭上、事實證據上、法律研究上的律師,當前環境中,搞不過整天陪法官、檢察官、警察吃喝玩樂和分贓的律師。浮夸的作風自然養成。結果既害自己,也害法官、檢察官。一旦出事,都一起完結。

         

        之八為富不仁

         

        北京嘉禾律師事務所律師覃華:刑事案件中,當律師們把風險和收益作對比時,市場化的思路便顯現出來。但是,律師服務工作的一個特性是,主要通過腦力勞動獲取相應的報酬,而顯形的支出有限,因此往往被當事人認為是漫天要價,民眾就感覺律師只是動動嘴皮子,卻收取那么高的律師費,顯得有些為富不仁。

        陳有西點評:刑事律師守護的是人的生命權、自由權,其實更涉及財產權。因為一個人一旦判了重刑,其企業和家庭財產往往也完了。刑事律師還是一個高風險的行業,不但公權力會恨他,當事人也可能投訴他;被害人方會恨他報復他;證人也可能會在公權力的勸說和壓力下,背叛他,害他。認真的刑事律師,還會有很大的工作量;要有良好法律功底和法庭上的快速反應能力、寫作能力、演講表達能力。沒有良好的法律素養和長期的大量的案例積累,做不好一個刑事律師。因此,其報酬是他人生積累價值的一種合理回報,不是為富不仁。收錢就是不仁,是一種仇富心理,是一種不尊重高智商勞動報酬的平均主義思想。律師沒有權力壟斷和市場壟斷,沒有強迫別人請他,都是雙向選擇的。他如果沒有這個價值,別人一分錢也不會白給他。

          

         之九 跑關系 

         

        北京海淀區檢察院檢察官許永俊:很多律師不管案件進展如何,總喜歡為法官和檢察官“安排”一下,或者送錢送物。但是一個值得注意的情形是,有不少案件中,律師們發生上述行為的目的卻是合法的,即只要求安排一次本屬正常的會見,或者了解一下案情的進展。

        在河北香河縣檢察院從事了十余年公訴人職務的吳朝華也不得不承認,他所說的刑辯律師的缺點中,律師們很多出于無奈。

        陳有西點評:法官說律師拖人下水,律師說法官逼良為娼。手電筒照人不照已,都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其實,主動權在哪一方,大家一清二楚。一個律師辛辛苦苦賺點錢,又為了一個合法的目的,他要冒風險給法官、檢察官送錢,還有可能在法官出事的時候,一起被挖出來吊銷執照,他要去拉人下水干什么?其實真正想認真做律師的,是不會去冒這個風險,做低聲下氣的事的。中國的司法腐敗,源頭在權力,不在律師。當然律師要有點骨氣,不吃嗟來之食,不要“男律師點頭哈腰,女律師打情罵俏”,中國法律環境也會好許多。

         

        這一方面源于制度上的演變。在上世紀80年代,律師制度恢復初期,根據《律師暫行條例》的規定,律師是國家法律工作者。那時的律師被認為和法官、檢察官一樣,要大公無私,維護正義,懲奸除惡,不能為私利辯護,更不能講求個人私利,被塑造成了“正義的化身”。

        但是,盛名之下,其實難符。當人們發現田文昌“竟然”為黑社會老大辯護的時候,他們“絕望”了,田文昌和他所代表的律師英雄形象土崩瓦解,咒罵聲、討伐聲鋪天蓋地而來,甚至有人說田文昌已經“墮落成了黑社會老大的幫兇”。

        因為在中國的傳統文化意識里面,好人與壞人的界限從來都是分明的,但這種“分明”來源于樸素的感情,而不是理性的分析,因此從現代法治理念上講,卻又是模糊的。

        實際上,人們只看到了法律正義的一面,即懲罰犯罪。而壞人也是人,他們可能遭遇誣陷、刑訊逼供等等非法行為,即使沒有遭遇非法行為,至少他們也還有說話的權利,辯護律師正是從另一個層面上維護了法律的正義。

        對律師的認識,尤其對刑辯律師的認識,需要人們意識上的不斷改進。

        其實在我國,律師的地位在不斷發生變化。從1988年律師制度開始改革,律師們的公職被要求辭去,律師事務所自負盈虧,律師執業進入市場。1996年,律師法對律師的性質進一步作了明確規定,律師是“依法取得律師執業證書,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的執業人員”,而不再是國家法律工作者。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中將律師事務所定位為“社會中介組”。

        隨著定位的變化,律師需要自謀生路,而自謀生路的保障就是要收到足夠的代理費。在不排除律師們有拜金主義傾向的同時,也應該看到他們在法律援助等社會義務上所起到的巨大作用。覃華律師對本報記者分析說:“刑辯律師作為一個正常人,承接一個案件,首先要考慮到所有的風險,然后計算應該的所得,包括金錢和名譽上的所得。如果‘性價比’不佳,除非法律規定或者良心決定必須承辦的話,在現有的體制和生存狀態下,也只能選擇放棄,寧可背負罵名。”律師一方面具有法律人的角色,其賴以生存的基礎是其所擁有的淵博法律知識和社會公眾對法律資源訴求的一種需要;另一方面律師具有經濟人的角色,律師的服務沒有國家財力做后盾,其生存發展的經濟基礎完全來自于收取的律師服務費。因此,律師提供的法律服務在本質上與其他行業的服務沒有什么差別,應該使用公平交易的對價對等原則。

        另外,沈陽中院刑庭的法官表示,他們更希望刑辯律師能夠在法庭上“有實質內容”地強硬起來。因為1996年訴訟法頒布之后,訴訟模式已經由原來的糾問式變成了抗辯式。原來法官在訴訟中居主要地位,但現在已經退到裁判的位置。在這種情況下,法官更希望訴訟雙方把辯論的焦點提出來進行爭論,從中得出結論。如果沒有爭論,只是一邊倒的意見,法官要得出正確的結論就比較困難。實際上在法庭上或者說在訴訟中,法官和公訴人都是在國家的權力機關之內,作為他們執行職務的保障,而辯護人沒有。而現在的訴訟模式下,法官又希望得到比較激烈的真實的爭論,而這種爭論也是法庭得出正確結論所必須的程序。在這種情況下,就要對律師的行為進行一定的區分,看有沒有危害性的行為,盡量給律師執業比較寬松的環境,讓他們敢于說話。

        建議:提高刑辯律師地位

        在法律職業共同體中,法官、檢察官和律師三者的關系是處在一個圓桌上,還是處在一個金字塔的不同位階?尤其在法庭的控辯關系上,律師地位尤為突出。

        許永俊檢察官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深深表達了對刑辯律師的理解和支持。

        按照法官法的定位,法官是行使國家審判權的人員;按照檢察官法的定位,檢察官是行使國家檢察權的人員;而律師則是提供服務的執業人員。這從法律定位上,就讓律師權利略遜一籌。與國外律師定位對比,存在著很大差異。比如,德國律師法規定:“律師是司法的獨立人員”,美國律師法規定:“在法院工作繁忙、法官人數不夠時,律師有應法院指定代理法官的義務”,加拿大律師法規定:“律師屬司法輔助人員系列”……等等。

        但是一個共識正在形成:就律師職業而言,其和法官、檢察官的職業一樣,同屬于法律職業共同體中的獨立職業,其地位應該是彼此平等的。

        許永俊說,從刑法306條偽證罪對刑辯律師的約束上,無論從和角度上都應該有所改變。他認為目前最容易做到的辦法是,通過司法解釋的形式規定,律師如果涉嫌偽證,由該律師所在地檢察院的上級檢察院審查受理,甚至可以規定必須報請最高檢察院批準。這樣就最大程度上排除了與該律師形成直接對抗關系的檢察機關的打擊和報復了

        他還認為,改變律師形象的最核心問題是改變律師在控辯關系中的弱勢地位。

        “在司法實踐中我們卻不得不面臨兩種極端的局面:一是控辯雙方重合作輕對抗,即律師和檢察官之間存在同學、同事等直接或間接的千絲萬縷的關系,雙方只有合作,很少有對抗;二是控辯雙方片面強調職能對抗導致對立。”

        近年來,隨著依法治國方略的實施,大批法律院校專業學生加入到律師隊伍中來,同時司法機關招錄的大學生人數比例也不斷升高,公、檢、法機關人員下海從事律師的人員也率有所聞。這樣,很多律師事實上和司法機關的工作人員存在著直接或間接同學、同事甚至是夫妻關系,雖然法律和部門規章也有關于回避和若干年限不得在本司法區域執業的規定,但總體上對于控辯關系過于親密是一個值得憂慮的問題。

        中國傳統的熟人文化產生的一個后果就是對陌生人和熟人不一視同仁,表現在控辯關系上就是近年來控辯雙方片面對抗甚至對立的情形不斷加深。對抗最典型的表現就是律師職業過程中出現的“三難一怕”(具體指的是會見難、閱卷難、調查取證難和怕律師偽證罪)。

        許永俊分析說,因此,改善控辯關系可行的對策就是要開大前門,堵住后門,通過立法、刑事政策、司法改革等多種途徑,規范控辯雙方的對抗和合作,得到相應的監督。

        第一,進一步推進司法公開的進程,在營造健康控辯關系空間的同時壓縮權力尋租的空間。目前很多律師托關系找人,相當一部分只是為了安排一次合法的會見、查詢訴訟進程等等。雖然各司法機關都在推進公開方面下了不少力氣,但是距離正當程序的要求還有不小的距離。

        第二,協調、完善司法人員職業道德的共同核心價值觀和規范。一個前提條件是強化律師自治,并逐漸在政治上向優秀律師開放晉升的通道。目前律師良莠不齊的原因固然有素質和社會環境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律師發展空間有限和政治地位不高有關。因為如果律師在金錢之外還有更高的追求目標,如被選拔為法官甚至是政治官員,那么他對一些踩線甚至違法辯護勢必在實施之前會三思而行。更重要的一點是如果律師可以從政,將會大大提高其政治地位,更好的平衡控辯關系。律師們無疑也已經意識到這一點,在本屆地方各級人大和政協中,已經有超過1300名律師代表或委員。

        第三,建立角色互換而又嚴格自律的司法共同體。在英美國家,律師、檢察官和法官之間并不存在德法那樣的隔離制,角色之間轉換很正常。這樣就不易產生部門利益,也增加了相互之間的理解。尤其是檢察官的待遇相對較差,職位也不穩定,一般都是剛取得律師資格的年輕律師為了取得訴訟經驗才去充任。一旦在經驗上有起色,往往就投入律師的行業掙大錢去了。法官一般由事業有成的資深律師中選任。這樣的機制,檢察官如果玩弄什么花招也很難逃得過律師和法官的法眼。

         

         

         

        一個檢察官朋友的點評

         

        [陳有西再按]這是本文上網半小時后,一位網名為"圍觀"的檢察官網友的留言.他擔心我不會發.我很高興他能夠說出這些肺腑之言.我相信這位檢察官說的是真的,并對他致以祟高的敬意.

        他可能是在一個相對不發達的地區縣里工作的,同我所在的浙江省一些地區的檢、法待遇真有點不同.但是可能,中國象他說的這種生存狀態的檢察官更多些.這說明換位思考,互通想法是何等重要.但愿法律人都能夠互相理解,中國官民之間,不同人群小間,都能夠換位思考,更加互相理解.下面的文章小標題是我加的.

        我想,如果有機會去這位檢察官的縣里辦案,我一定會去拜望他。

         

           請理解你的法律同行

         

        "一個法官檢察官,他的有形收入可能只有七八萬,但是他能夠分到福利房,能夠坐到公家車,能夠吃到機關補貼的午餐,能夠出差受招待,能夠享受公費讀書進修,能夠公派出國,能夠得到社會地位的尊重,這一切是有形的工資無法比擬的" 。

        我是一個檢察官,我的工資加檢察官津貼一個月2120元,一個月辦案通訊費80元,福利因為陽光工資都不發了。在我們縣城,一個刑辯律師辦一個案件最低收費兩千元,復雜疑難案子一般五千以上。

        我所在的部門(公訴科)兩個人,一年一人平均辦案160件左右,有百分之八十是普通程序。工作了六年,還沒有個公休假、也沒有公費旅游,更別說公費出國。

        上班的地方離家有二十分鐘左右的距離,單位沒有食堂,也沒有公交車,中午回家吃飯后就得立即去上班,否則會遲到,遲到一次80元的辦案通訊費就沒了。

        我買了房,九十平的,接了水電就搬進去住了,沒做過基本裝修。買房是首付加月供,首付款是自己在信用社貸的四萬,月供是每月扣八百;

        我出庭、到看守所提審都是自己走路去。公車就是外出辦案能享受一下。我的出差費下鄉一天補貼五元、地區和省里十五元。

        一次在庭上,被告人在最后陳述時說“我只有一句話要對公訴人說,請公訴人記住,終有一天我會出來的。”

        也有機會調到其他部門工作,但是我不愿意。我這人很滿足,覺得自己的條件比起家鄉的父老鄉親,比起城里的那些領低保的失業居民來說還是好的。我也很珍惜自己的工作,盡管經常加班,但我也不覺得累,因為比起在地里做家活的農民、在建筑工地打工的人們,我的累算不了什么。我也很感激我的朋友—--我辦的案件中被告人的辯護人及其受害人的訴訟代理人,因為是他們能讓我更加客觀的看待自己所辦的每一起案件,是他們能使我辦錯案的機會降低。

        對他們的于我來說的高收入,我很羨慕,但我不妒忌。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好與壞,都是自己選擇的。

        最后,有一句話要對陳律師說:真正的法律人看問題是客觀公正,不仿不倚的。你所看到的、所了解的,可能是真的,但代表不了我們檢察官的全部。檢察官跟律師并非對手,而是朋友,是一對從不同的角度來對案件事實進行闡述的朋友。如果你贊同我的觀點,就請你別再妖魔化你的法官、檢察官朋友了,好嗎?因為一個人的精力有限,你所看到的、了解到的,并不代表事實的全部。

        以上評論,如果你是一個公正客觀的人,我想你能讓他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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