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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漢劉峰挪用公款一億二審改判案(附二審辯護詞)

        2015-09-16 22:17:32閱讀:22553次

         

         

         

         

        武漢劉峰挪用公款

        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不成立

        二審改判案

         

        (附二審辯護詞)

         

         


            [2015年8月7日武漢消息]武漢劉峰因為幫助他人融資,于2011年被武漢中級法院(2011)武刑初字第00132號以挪用公款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三萬元,兩罪并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三萬元。案經發回重審后,一審法院作出同樣判決。劉峰再次提出上訴。

            劉峰家人找到京衡律師所陳有西律師為劉辯護,2015年1月8日到9日,湖北省高級法院審理李志勇等11人被控騙取貸款、挪用公款等五項罪案。陳有西和楊佰林律師為第五被告劉峰兩罪均作了無罪辯護。隨后發表了辯護詞:《武漢奇案:挪用公款一億能夠成立嗎?》

            2015年7月17日,湖北省高級法院采納辯護意見,判決兩罪均不成立。但是,未經釋明,直接變更一個罪名挪用資金罪,改判劉峰有期徒刑6年。

         

         

         

         

         

         

           

         武漢劉峰案二審辯護詞

         

        劉峰挪用公款一億能夠成立嗎?

         

        是精妙詐騙案的替罪羔羊

        還是教唆挪用公款的罪人?

         

         

         

         [陳有西按]1月8日到9日,湖北省高級法院二審公開開庭審理李志勇等11人被控騙取貸款、挪用公款等五項罪案。我和楊佰林律師出庭為第五被告劉峰被控參與挪用公款、行賄罪作了無罪辯護。現將一審《判決書》的劉峰部分,和我們的《二審辯護詞》公布,讓社會各界知道這個案件的真相。同時,將同案公款單位財務人員黃潔已經在鳳凰網上的喊冤《自辯詞》也轉發于本網,讀者可以比較閱知真相。

         

        劉峰被控挪用公款

        向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案

        上訴審辯護詞

         

        京衡律師事務所 陳有西 律師

         

        尊敬的湖北高院

        合議庭各位法官:

         

          京衡律師事務所接受劉峰的委托,指派本人擔任劉峰被控挪用公款、向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一案的辯護人。經過閱卷、會見當事人,我對本案案情有了比較充分的了解,認為本案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能認定劉峰有罪。楊佰林律師對本案的具體事實情節、證據的疑點、口供的虛假、一審認證的錯誤,已經作了詳細闡述,我完全同意,請合議庭高度重視。現我根據全案的事實,再就若干關鍵問題,包括法律性質定性方面,發表如下意見,請合議庭合議審查,予以采納:

         

        第一部分 劉峰案兩個

        指控情節的基本脈絡

         

             本案全案指控李志勇等犯罪情節14起。實際是李志勇一手策劃的、系列的融資合同詐騙、貸款詐騙行為。涉及劉峰的2起。一起被控參與挪用,一起被控幫助行賄。《判決書》很長,為使劉峰部分易于分析查明,這是簡要理出如下。

             一、指控行賄罪情節

             1、引存

             2009年2月下旬,黃潔給劉峰打電話,說她朋友舒靜前同事在建行一支行任行長(后來劉才知道叫潘振坤),行里缺“頭寸”,希望拉7000萬存款,存半個月,給200萬中介費。問劉有沒有朋友手里有這多錢,幫存一下。劉于是想到有業務合作的保利博高華地產公司,跟該公司財務總監代小勇打電話,問他有沒有閑錢暫不用,幫存半個月。代說查一下。一會兒回電話說可以。這樣,劉就打電話告訴黃潔,黃潔又打電話告訴了舒靜。舒靜就把劉的電話給了潘振坤,潘振坤打電話給劉,自我介紹是舒靜的朋友,然后發過來拉存款銀行的地址短信,劉又轉發給了代小勇。過了兩天,代小勇就讓公司財務人員去短信留的地址那家支行開了戶,過了一天就將錢轉過去。錢到帳后的第二天,潘振坤問劉要了銀行卡號,打給劉200萬元中介費。劉分別給了黃潔、舒靜、代小勇各50萬元。

            2、套進

            存款半個月到期,2009年3月中旬,潘振坤打電話給劉說,希望能續存半月,劉當時聽了很生氣,認為其不守信用,但征得代小勇同意續存了半個月。潘振坤就再給了200萬中介費。 半個月中,潘振坤又打電話給劉說,他們銀行“頭寸”實際差一個億,現邦存了七千萬,要是能再邦存三千萬。劉征求代小勇同意,保利就又存了四千萬到建行。2009年4月,潘振坤約劉峰到李志勇辦公室見面,劉第一次認識潘振坤和李志勇。之前,只有電話聯系。

            潘振坤說李志勇在他們行貸款,能否跟保利做做工作,再續存一個月,待李志勇的貸款手續一辦下來就轉走歸還。李志勇說,中介費可以比銀行翻一倍,這個月按800萬計。并極力介紹自己公司的盈利能力。這樣,保利的資金就這樣續存的下來。每到一月期限時,李志勇都用抵押物在評估,銀行行長出差等理由請求延期。

        3、好處

        劉峰從保利給拉存合計1.1億(后保利自己轉走2000萬元,剩下9000萬)。此后李志勇以貸款手續慢為由,一直拖延,但好處費仍在付,好處費共付了3000多萬元,其中劉峰分配出去一部分,其中給保利的代小勇600多萬元,劉峰的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即是指此。

        4、被騙

        到2009年6月,李志勇提出建行貸款慢,如果將保利的9000萬轉到另一工商銀行去,就能很快地辦下貸款來,于是保利同意將款轉到了李志勇提供的工商銀行,其時建行帳上沒有錢,為0。在保利財務到工商辦理轉款手續時,李志勇親自出場,冒充工商銀行客戶經理進行接待,與其在工商銀行的團伙提供了一套假的手續糊弄。其后,李志勇偽造一張轉款存單,交給劉峰,說自己到銀行辦事順便帶來的,要劉峰轉交保利公司。該次空轉,劉峰和保利的代小勇均不知情。

        此后,劉峰一直催李志勇還款,而李一直以貸款正在辦為借口拖延。

        5、暴露

        劉峰的《上訴書》如實陳述了發現被騙的詳細經過:

        2009年10月中旬左右,保利財務再次到工行硚口支行對帳,發現賬上沒有錢(之前也曾有一次對帳,發現問題,被李志勇以大客戶有專人負責,加設密碼看不見,又及時打印了對帳單給保利,才蒙混過去。案發后,才知道這一切都是李志勇造假弄的)。質問李志勇怎么回事(案發后才知道,李志勇當時化裝成銀行工作人員去處理此事)?李志勇邊“解釋”邊把保利財務引到自己辦公室。之前,李志勇打電話給我,說有事找我。我在他辦公室坐了半個多小時,見到他將保利財務引到他大板桌旁邊,向保利財務解釋著什么,我坐在離大板桌較遠的沙發區,聽不見他們談什么,他們一直談到晚上快十點鐘,保利財務才走。他走過來,我問他,保利資金到底是怎么回事?跟保利財務解釋清楚了沒有?他說:“你也別追問了,錢我用了,我已跟保利財務講清楚了,你們要怎么辦就怎么辦。”我一聽,頭都大了,我想完了,我把合作多年的保利企業害了。我說,怎么會是這樣? 錢存在銀行,你怎么用的到?但我接著第一個念頭還是報案。我說:“那我要報案”,李志勇說:“隨你吧!”于是我立即走了,再回去的路上跟代小勇打電話,說:“錢被李志勇用了,趕緊報案。”代小勇聽到后也愣了半天,說那要先報告單位領導。我說好,接著第二天保利便報案了。李志勇是在被保利財務追逼無奈的情況下才承認錢被他騙走,接著告訴我。當天保利財務在場,可以做證。這就是引存保利資金的真實情況。

          查明這個情節的關鍵點是:劉峰是一直到2009年10月,才知道保利的錢被李志勇詐騙套走了。一知道就報案了。根本不是為了幫助填洞才去引進東風社保中心的錢。因為劉峰知道這事時,東風社保的一個多億的資金,已經在2009年9月中旬談妥并存進,那時劉峰根本不知道錢被掏空,不可能那時就幫助補洞。一審判決的犯罪動機就不存在了。而同李志勇共謀也就不攻自破,因為李一直向劉隱瞞了這個真相。

        二、共同挪用公款的指控情節

        由于劉峰幫助保利一直催李志勇向銀行還款,保利不再續存,2009年9月,李志勇向劉峰提出,如果再能拉一筆存款,存到他朋友當行長的中信銀行去,就能立即貸款下來,周轉資金。并提出,這樣保利也在辦理,中信銀行也在辦理,兩邊同時辦,無論哪一邊先辦下來,就能將保利的錢歸還了。

        劉峰就找了剛剛調到東風社保中心財務科當科長的黃潔,黃潔經請示領導,領導同意幫存款。劉告訴了李。李志勇通過座機號碼找到黃潔電話,派中信銀行武漢梨園支行客戶經理潘曉翔,上門聯系找到黃潔,同東風中心簽訂了定期存款1億期限一年的協議。

        回來后,潘曉翔把東風的印鑒提供給李志勇,李志勇去私刻了東風中心的銀行印鑒章,存入了自己私開的東風帳戶,控制了該筆資金。到帳后就將1億款轉走。假存單,由中信銀行的潘曉翔直接送到東風公司,欺騙穩住東風公司不被發現。錢到帳即被挪用的情節,劉峰、黃潔均不知情,此筆引存東風1億,雙方未談中介費問題,也沒有發生中介費。至2009年10月份,直至保利財務人員查帳才發現銀行由帳上為零,李志勇挪用保利9000萬一事才敗露。劉峰此時知道挪用問題。此后,保利公司到經偵報案。東風公司也發現自己中信銀行帳上為零,正式報案。經偵立案后,本案莫名其妙地被武漢檢察院接走。

        2009年1月抓獲李志勇。3月8日通知劉峰去檢察院接受調查,此后,7天6夜不讓睡覺。3月14日,劉經受不住在已經制作好的筆錄上簽字,此為第一份“訊問筆錄”,當天辦理了拘留手續。筆錄中承認,自己在2009年4月份就已經知道李志勇挪用了保利的錢,為填補前面保利的窟窿,策劃和教唆黃潔挪用東風的1億公款給李志勇經營使用。

        在一審判決之前,公訴機關主持下,主犯李志勇、存款的中信銀行、東風公司簽訂“三方協議”,三方認可存在著債務關系,變賣了李志勇的股權歸還了東風的1億,并彼此不得再追究其他責任。

        本案兩次經一審,原一審時間2012年2月2日,被湖北高院2012年6月6日以事實不清,發回重審。

         

        第二部分 非法證據未依法徹底排除

        并被一審法庭采信為判決依據

         

           被告人口供的真實性,和辦案中有沒有違法獲取虛假口供,導致案情真相扭曲,在當前刑事審判中往往都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

           只要有口供,法官自由心證中一般都將錯就錯相信了。有沒有非法取證,都姑息遷就。而本案除了口供,沒有其他證據能夠證明劉鋒的構罪情節。而一審對劉峰被逼的假口供和第一被告誣陷推責假口供的采信,直接導致了對劉鋒錯判。因此,先關注一下這些口供證據的違法和虛假,是必要的。需要說明的是,這些事實第一審的律師,從偵查、起訴、審判環節中一直都強烈地指出了,但是沒有引起應有的注意。請求高級法院要特別關注。

        1.劉峰的有罪供述系偵查人員依靠刑訊逼供非法獲取。從2010年3月8日至3月14日,劉峰在沒有任何法律手續的情況下被非法關押6天7夜。在此期間,武漢市檢察院辦案人員共約十人,每二人一組,二十四小時連軸訊問,不讓劉峰休息。如此的疲勞審訊持續至第四天、第五天后,劉峰開始出現幻覺。比如劉峰問辦案人員,你們的金魚缸(實際是審訊臺)里的魚為什么只有骨頭在游,沒有肉;地坪綠化挺好,還有花兒。劉峰在訊問筆錄上簽字,開始竟然寫成了“熱干面”(沒寫完),后來才畫掉改簽成自己的名字。在此七天之中,劉峰的精神狀態處于恍惚之中。2009年3月14日,劉峰被送到武漢市第二看守所后,辦案人員讓他簽的拘留證日期,卻是2009年3月12日。2009年3月14日后,辦案人員來到看守所核對案情,念了之前的筆錄。劉峰說那不是真的,是在他無法休息和恍惚中被迫簽字的。辦案人員立馬威脅說:“我看你是沒搞夠,還沒吃到虧吧,還想搞一遍” ?受盡刑訊之苦的劉峰進入看守所時血壓測量為180/120,由于害怕再次被整,未免身體吃更大的虧、遭更重的罪,只有再次被迫違心簽字。就這樣,劉峰在被非法關押期間逼取的口供在關押后的看守所里延續了下來。標準不應當是2010年5月3號,劉峰鼓足勇氣,寫了一份真實的案情材料交給辦案人員。沒想到遭遇更嚴重的迫害。辦案人員在5月中旬,以化名“王菲”把劉峰關押到赤壁看守所,導致劉峰的辯護律師,連人都找不到,更別說依法進行會見了。辦案人員這些表現,可以看出本案背景更深的背景原因,那就是在保護別的被告,掩蓋真正的案情真相,搞進劉鋒。想叫他為別人承擔莫須有的罪名責任。一審法院已經采信辯護意見和被告人的控告,排除了劉鋒送入看守所前的違法口供的效力,說明法院已經認定該案存在刑訊逼供違法事實。

        2.劉峰庭前的有罪供述均系非法證據,應當全部排除。劉峰的那些有罪口供連標點符號都高度一致,明顯都是非法逼取得到后,簡單的復制粘貼的產物,應當作為一個整體進行全部排除。進入看守所后,雖然辦案人員沒辦法直接進行身體上的刑訊逼供,但仍然通過威脅恐嚇的方式,對劉峰進行精神強制,導致入所之前逼取的口供,在看守所內被繼續固定保留。一審法院機械地以進入看守所這一時間為界限,僅排除進入看守所之前的供述,本質上仍然是一種有罪推定,重實體、輕程序的觀念在作祟。因為河水的源頭被污染,河流不可能干凈。劉鋒的顧慮和恐懼,不敢澄清真相,是客觀明擺著的。排除非法證據的范圍不能簡單的以時間或者場所為限,而要看刑訊逼供的取證手段對當事人供述是否仍有影響。也就是說,即便進了看守所,只要當事人的口供還是受到入所前刑訊逼供的影響和鉗制,只要當事人的精神自由仍處在非法強制的狀態之中,那么其供述就不可能是自主、自愿的,那么這些供述照樣應當作為非法證據予以排除。既然一審判決排除了入所前的口供,證明法院已經認定該案存在刑訊逼供,那么法院卻不將所有的非法證據進行全部排除,豈不自相矛盾?

        3.黃潔的庭前有罪供述也是非法取得,同樣應當排除。黃潔因刑訊逼供,不讓上廁所,身體遭受嚴重摧殘,為此曾被帶到醫院進行搶救。庭審中,黃潔當庭翻供,對自己遭受刑訊逼供的事實進行揭露,并表示“至死都不會承認自己是為李志勇挪用公款”。黃潔的庭前有罪口供,系非法證據,應當全部予以排除。

        4.排除非法證據不僅僅是形式上的物理排除,還包括證據體系和推理過程的重構。書面表明將劉峰的庭前有罪口供作為非法證據從本案的證據體系中予以排除,仍顯簡單。真正的剔除掉劉峰的這些非法不實口供對合議庭的影響,免受這些非法口供的誤導,從而得以客觀、理性的去分析李志勇、潘曉翔一伙口供中的荒謬和矛盾,是一件更為困難的事情。然而本案卻必須要做這樣的分析,才可能接近真相。

        本案的客觀事實是,從2003年開始,李志勇一伙就已經在實施與本案大同小異的犯罪行為,前后多達十余起。已經是套取資金甚至詐騙資金的老手。而劉峰只是一個被騙的被利用的人。現在被司法拿來為李志勇一伙充當替罪羊,以包庇、掩蓋真正的犯罪行徑。李志勇一伙犯罪模式定型、犯罪手法熟練、犯罪團伙固定,具有極強的反偵查能力,和嫁禍他人的能力。劉峰作為一個有正常職業的人,因為輕信和草率,偶然涉入這個犯罪團伙,只有被李志勇玩弄、欺騙的份,哪有可能反過來指揮李志勇,主導整個案情?一審判決如此認定完全違背了基本的事實證據,和內在邏輯。而且這一錯誤是同公安機關、檢察機關辦案的目的指向密切配合的。所以這個案件水很深。認真查下去,會有大問題浮現。

        在卷宗和庭審中,李志勇一口咬定是“劉峰讓我做的”、“劉峰逼我做的”,這豈不荒唐!本案上億資金調動的受益人是誰?劉峰這樣做有什么利益好處?一審中審判長發問李志勇,他說是怕劉鋒去銀行鬧。劉去銀行鬧什么?既無事實,又無動機。是他們害怕被揭穿騙局而已。李志勇的口供前后矛盾、違背常理,且與劉峰存在直接的利害沖突,一審法院卻違背當庭法官的識別后的真相,在判決時反而采信謊言,作為給劉峰定罪的證據。這還不值得深思嗎?背后到底是誰在影響審判歪曲事實判案?

        5.無罪、罪輕的證據故意不提交法院。2010年5月3日劉峰本人書寫“案件材料”約10頁提交給檢察院。該“案件材料”在2010年8月18日口供中被辦案人員發問時提及,證實確實存在,但檢察院卻沒有提交給法院。我們請求法庭依法調取上述材料。

         

        第三部分 劉峰不構成挪用公款罪

         

        光指出口供、證言虛假,違法,不能定案,還沒有用。我們重要的是看事實本來面目,和在案證據能夠證明的真相。這一切,都能夠非常嚴密地證明劉峰的無辜、無罪。

        一、劉峰不屬于國家工作人員,

        不符合挪用公款罪主體

        劉峰系武漢瑞邦房地產策劃代理有限公司總經理,該公司系民營企業。除此之外,劉峰沒有擔任任何國家公職,不屬于國家工作人員。這一點一審公檢法已經確認,無需展開辯護。一審判決書第351頁已經認定“劉峰不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的情況屬實”。

        二、劉峰也不構成挪用公款的共同犯罪人

        沒有共謀的動機、共同的行為和共同的獲利

        共同犯罪,是一審法院將劉峰列為挪用公款罪主體的唯一理由。一審判決書第351頁在認定“劉峰不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的情況屬實”的情況下,隨后以參與“共同犯罪”認定了劉的主體資格。判決說:“被告人劉峰與李志勇合謀,并唆使黃潔挪用其單位公款供李志勇使用,其主觀上具有犯罪故意,客觀上有教唆他人犯罪的行為,應當以挪用公款罪的共犯處罰,故對此辯護意見,本院不予采納。”判決的邏輯理由有三點:

        1、認為黃潔明知,并挪用了公款。

        2、劉峰對黃潔進行了教唆、指使。

        3、劉峰和李志勇、黃潔進行了合謀。

        這三個理由不值一駁,在客觀事實面前,全部都不能成立。

        第一,黃潔根本沒有挪用公款,而是將公款存在自己公司的銀行戶頭。向銀行存款是安全的。她是被銀行人員潘曉翔和李志勇,共同內外勾結合同詐騙的被騙公司的工作人員,而不是挪用公司資金的人。

        1)黃潔的轉存銀行行為經過中心領導批準,不是擅自行為。這一條就不符合挪用公款的要件。在有溢出利息的情況下,將社保資金存入銀行本來就不違規,且該行為得到了領導同意簽字。2)款的所有權人沒有轉移,仍然在公司的戶頭,屬于公司擁有,如果滅失轉移,是銀行責任。3)如果轉移了,是銀行內外勾結進行合同詐騙和貸款詐騙,違背黃潔主觀意志,不是他的意思表示,犯罪的主觀故意方面不具備。4)在行為上她沒有參與轉移公司財產權。是騙子和銀行內外勾結在進行。5)她沒有收到任何好處,存款利息收益都歸于公司。這一點,可以看一下她自己的網上公布的自我辯護。

         請看《黃潔自辯詞》:

        一、本案“東風公司社保中心1億元公款”已存入中信銀行梨園支行,中信梨園支行出具了進帳回單,這一事實足以證明東風公司社保中心與中信梨園支行1億元的存款關系已經確立。至于李志勇、潘曉翔等人采取私刻印章,偽造開戶資料及回執、偽造定期存單等手段,將1億元存入李志勇控制的帳戶并隨后轉出,完全是李志勇等人詐騙銀行存款的犯罪行為,而不是我和李志勇等人共同挪用東風公司社保中心公款的行為。一審判決不區分款項性質和各被告人的行為性質,將已存入銀行的1億元存款定為東風公司的公款,將李志勇等人的金融詐騙行為定為挪用公款行為。
           二、一審判決認定我和李志勇、潘曉翔、劉峰相互勾結,明知李志勇要使用違法手段套取東風公司公款,仍然利用職務便利將單位公款存入指定銀行,被李志勇等人實際控制并挪用,不符合事實。

        首先,我和李志勇根本不認識,李在一審開庭時也當庭承認黃潔是男是女他都不知道;和潘曉翔在辦理1億元存款前也不認識,潘也當庭承認。互不認識怎么可能“勾結”、“伙同”、“共謀”?!一審判決將我和李志勇、潘曉翔、劉峰定為挪用公款的共犯缺乏基本的事實依據。
           其次,如果我和李、潘有共謀,為什么在辦理1億元轉存手續時不由我親自去辦理,以免暴露被發現,而是派手下的會計、出納去辦理,并帶上真實印鑒去中信銀行索要進帳回單和定期存單?為什么還要核實潘曉翔的銀行工作人員身份,對會計、出納取回的存單提出質疑等等,這一系列行為從邏輯和常理上是說不通的,只能說明我的本意是要將1億元公款存入中信銀行,而不是挪用給李志勇。
           再次,一審判決認定我為挪用公款的共犯和主犯,是預設了一個前提,即我主觀上明知李志勇與潘曉翔互相勾結、明知李志勇要通過中信梨園支行挪用東風公司的1億元公款,然后將我的所有行為都與這個虛設的前提聯系起來,認為“客觀行為的性質由其主觀目的決定,”從而推斷出我的行為不管是合法,還是不合法的,實質上都是挪用公款的犯罪行為。這種先定調子、畫圈子,然后不講事實,不憑證據作定論的做法,實屬主觀歸罪。

        法院認定“黃潔因擔心自己在引存保利公司1.1億元過程中收受高額好處費的事實暴露,同意了劉峰的要求”,即將東風公司社保中心的2億元資金存入指定銀行由李志勇非法套取,用于歸還前期挪用的保利公司存款。第一,引存保利公司1.1億元過程中我并沒有收受高額好處費,劉峰給我的665萬元是我幫劉炒股賺的錢,一審判決已否定了公訴機關就該665萬元所作的受賄指控。第二,劉峰只對我說幫朋友拉存款為貸款提供方便,根本沒說直接套取這筆存款。從時間上看,我是2009年9月2日由公司審計部調到社保中心計財科的,總么可能在8月底就答應引存1億元,我既不知道社保中心有沒有這么大一筆錢,更不知道領導會不會批準,簡直荒唐。

        黃潔的以上陳述,同法院查明的事實相符,特別是665萬好處費,已經法院查明否定排除,可以證明黃潔不可能這么傻瓜,去挪用這么大的社保基金。
            第二,劉峰對李志勇、潘曉翔的欺騙貸款、套出挪用行為,自始至終不知情,更沒有對黃潔進行教唆、指使。

            一審判決書,比發回重審前的判決書認定該情節要簡單,就是“教唆”:“被告人劉峰教唆黃潔挪用國有公司公款”。(P348頁)判決評析的理由中說:“其辯護人提出,劉峰是聽信李志勇拉存款可以優先貸款的謊言,才聯系黃潔到中信銀行存款,不存在事先預謀挪用公款的主觀故意;東風公司按照正常程序在銀行辦理存款,是李志勇勾結潘曉翔騙取東風公司存款供自己使用,該行為符合金融憑證詐騙的構成要件,不符合挪用公款的客觀要件。對上述辯護意見,經審查認為,被告人劉峰不具有國家工作八員身份的情況屬實,但辯護人提出其事先不明知李志勇要套用該款,不存在挪用公款的主觀故意的意見,與本院查明的事實和證據相悖,不予采納。”

        一審法院這一認定是根本不能成立的。1)劉峰根本不是黃潔的上級,也不是控制公司的負責人,更不是管理社保的官員,根本不可以教唆指使一個億的資金調動,這樣認定是違背常識的笑話。2)挪用公款是重大的要式行為,經過復雜的程序銀行的存款,根本不符合教唆罪的特征,沒有教唆挪用罪。3)這筆款是存進社保中心自己的銀行,銀行的存款有銀行信譽擔保,法律保障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劉峰根本不可能指使挪出。4)一億的資金,傻瓜也不會冒這風險,要有多大的利益才能夠促使一個人去鋌而走險。5)客觀證據都證明劉峰沒有參與這筆存款的操作和手續,根本沒有去任何干預和指使。即使介紹黃潔到某個銀行存款,都沒有任何違法違規。因為這個存款是能夠保證安全的。黃潔的出事是由于被銀行內外勾結騙走,同劉峰的推薦存款行為沒有因果關系。

        第三,劉峰沒有和李志勇合謀。

        一審認定劉峰合謀的所有證據,只有李志勇咬劉的孤證,沒有任何其他證據。劉峰自己完全否認。他的《上訴書》中說:

        關于引存東風社保資金的真實情況

        2009年9月間,黃潔調到了東風社保工作。有一天,他打電話給我說,問李志勇拉存款的那家銀行有沒有溢出利息?我還咨詢了什么叫溢出利息,然后說“不知道”。“問一下李志勇”。我又打電話給李志勇,問他之前說的那家拉存款的銀行有沒有溢出利息?他隔一會兒給我回電話說:“有,可以面談”。我將此情況告訴了黃潔,黃潔說:“如果有溢出利息,幫助他們改善辦公條件,他們的社保資金經領導批準后,也是可以優先存款的。有先例的。他們銀行可以直接到社保部去談”。我又將這些情況電話告訴了李志勇,說:“他們銀行有溢出利息,東風社保會優先考慮的,其他銀行也是這樣上門談溢出利息,爭取存款的,你讓那家銀行直接去談就行”。李志勇問我要我那熟人的電話號碼(指要黃潔的電話號碼,他不知道她的名字,只知道我有一個姓黃的熟人),我沒有給,說:“既然銀行可以正常去拉存款,讓銀行人直接去就行了,沒必要非找哪一個人”。(事后證明,他們也是查的社保部辦公室電話號碼,打過去約談的)事后知道,武昌中信銀行去了一個叫潘曉翔的人,具體約談溢出利息和拉存款的具體細節不太清楚,只知道他們談成了,東風公司在中信銀行存了一個億。引存東風公司一個億存款的真實情況就是這樣。

        事后的證據也證明,除了這個電話介紹,所有的銀行轉存、聯系、辦手續,都是由社保中心的工作人員和銀行的工作人員在進行操辦,劉峰沒有任何參與,也不知情,他如何進行合謀?正如黃潔所說,她自己都沒有去辦存款,完全是派工作人員同銀行進行轉存手續,正規辦理,沒有任何授意,是如何合謀、被指使教唆?如果他們是共同想挪用,怎么會讓這么多單位里的人知道?怎么不約定一點好處條件?她們背這么大的一個億風險,沒有一分好處,只有單位的存單合同,無一點利益,可能嗎?合謀的動機是分享利益,合謀的形式是進行了共同商量,本案這兩個特點都不存在,有這樣的合謀嗎?因此,說劉峰同李志勇合謀,完全是虛構事實強加于人。

           在一審庭審中,李志勇、潘曉翔、潘振坤當庭承認在案發前對劉峰、黃潔相互不認識,黃潔與李志勇、潘曉翔無共謀的事實,主觀上無聯絡,根本沒有共謀。其中:李志勇當庭承認在案發前不認識黃潔;潘曉翔當庭承認在案發前不認識劉峰;在上門開戶前,并不認識黃潔。因此,說他們有共謀的事實,已經被一審公開開庭的調查所否定。

         一審《判決書》該情節證據的李志勇交代是這樣說的:

        2009年3月下旬,保利公司的會計梅園到建行解放公園路來轉賬,發現賬上沒有錢了,就跟代小勇匯報,還鬧到建行江岸支行行長蔣勇那里,劉波娟跟我打電話講了。我馬上約潘振坤在他單位門口見面,我讓潘振坤給拉資金的人打電話,讓保利的人回去。潘振坤對我講,他是找華夏銀行沌口支行的舒靜,舒靜更找東風公司的黃潔,再由黃潔找一個叫劉峰的人找保利公司拉的存錢,他跟劉峰不熟,不知道能否做通劉峰的工作。但我還是要潘振坤與劉峰聯系,潘振坤當時給劉峰打了電話。

           這也證明劉峰同李志勇根本不熟悉,更不可能為他出謀挪用一個億的點子。

        因此,認定“共同犯罪”的三點理由都不能成立。

        三、關于劉峰知道保利9千萬

        被李志勇套走的時間點

            劉峰、黃潔知道保利9000萬元是被李志勇“挪用”的時間點究竟是2009年4月還是2009年10月,是一個關鍵點。對確定本案性質非常重要。因為東風的引資存入是2009年9月20日,劉峰知道保利的帳戶被掏空為零是10月10日。這樣,法院認定的劉峰為了幫助補回保利的錢,而幫助李志勇共謀,引進東風的錢補洞,就是根本不可能的,沒有了犯罪動機。因此,查明這個時間點很重要。

           現可以認定的事實是,劉峰是在10月10日才知道這個詐騙真相,黃潔則一直到2010年1月才知道。因此說他們參加共謀挪用是根本不可能的,他們是一起被李志勇騙了。

           第一、除李志勇一人的筆錄口供外,劉峰、黃潔、梅園、代小勇的口供,一致證明,這個時間點是2009年10月(黃潔知情的時間點更晚是2010年1月份),即梅園去硚口工行查帳之后。一審庭審筆錄第10頁第19行,李志勇本人也當庭供述“保利財務人員(指梅園)查帳時,我冒充工行經理身份出現,那是(2009年)10月份左右,有這個事”。有這么多證據證明的事實,一審判決卻只采信了李志勇一人的孤證,認定該時間點是2009年4月份,明顯錯誤。

           第二、李志勇攤牌的時間點,其本人8月31日筆錄中,有詳盡的供述,以及梅園的證言印證,是在2009年10月10日,梅園和鄭彬要去取走剩余7000萬元的這一天。而黃潔知道的時間更晚,是在2010年1月份去銀行查東風公司的另一筆存款,才知道的。

          一審《判決書》認定的證據,證明10月10日是李志勇無法隱瞞說出真相的攤牌日,劉峰才知道了保利的款已經被李全部套空:

        1、判決書278頁倒數第7行:李志勇于2009年歸還保利2000的書證部分:工行硚口支行提供的電匯憑證載明,2009年10月10日,東風汽車公司跨行轉帳2000萬到武漢硚口支行5870帳號;

        2、判決書第275頁,梅園證言:2009年10月,鄭彬說代小勇要我轉全部9000萬元到武漢農村商業銀行三眼橋支行,當天,李經理(指李志勇)接待了我們,當天轉走了這2000萬元,第二天去轉剩余的7000萬元,李志勇攤牌。

        3、判決書第272頁,鄭彬證言部分:代總讓我轉2000萬元到信合銀行,我讓梅園去辦理,當天這筆錢到帳了。

        4、判決書第266頁,代小勇供述部分:2009年10月,我們應武漢農村商業銀行三眼橋支行馬主任要求,要轉9000萬元到該行,最后只轉了2000萬元到農村商業銀行三眼橋支行。

        該節事實證明:在劉峰、黃潔2009年9月為李志勇“優先貸款”而引存東風1億,是在根本不知道保利9000萬元已經被李志勇“挪用”的前提下進行的,也即不存在起訴書和一審判決書所認定的“為掩蓋前面挪用保利存款的事實”,而共謀挪用東風中心的資金。這是本案案件事實認定方面的根本錯誤。

        四、劉峰為何會輕信李志勇

        昨天的開庭,出庭檢察員對劉峰輕信的問題進行了長時間的發問,表示,李志勇的帳外利息這么高,超過銀行一倍,不正常,劉峰為什么會相信,發現不了騙局?從而認為劉一直是明知和合謀的。如果按此邏輯,他們應該是共同詐騙了,而不是共同挪用。因為這種無法實現的利息,后果只是騙取本金。

        檢察員注意到這個疑問是正常的。但是,恰是可以解釋的。

        第一,在金融危機時,中國各省的民間融資利率不但有高于銀行幾倍的,有的月息高達20%,30%。武漢東星航空公司蘭世立當時的融資利息,就高達20%。其他各省非法集資案的利率,都有高過此數的。

        第二,劉峰一開始也是不信有懷疑的。他的自書《上訴書》說:

             潘振坤介紹李志勇是做投資的老板,很有實力。李志勇也開始介紹他公司的規模,整合的資產。像我記得的有經緯船務公司(李說是用七千萬購買的),青島路一家商務酒店(李說是用近四千萬購買的,并給我看營業執照等資料),還有黃浦路一家超市,他有幾千平米的股份等等,而且他還準備收購長航局下屬的一些企業,再看看他整層辦公樓也裝修的很有檔次,當時,我還是非常相信他是一家很有實力的投資公司的。李志勇接著說,中介費可以比銀行翻一倍,這個月按800萬計。 我說你做的什么樣的投資生意,有這么大的利潤,付這么高中介費?這時潘振坤稱有事先走了。李志勇就詳細介紹他的投資計劃:舉例說,他收購經緯船務公司,原值一個多億,他們用低價評估七千萬的方式買過來,在重新評估成一個多億。之后,再尋找新的改制國企,集體企業,用低評估買進來,或者用重新評估的船務公司去兼并,再重新評估,以此雪球越滾越大,他再將這些企業優化打包賣給上市公司作增發股,那時他的資產增值是成幾何級數遞增的。這些中介費就如九牛一毛了。我相信了他的說辭。

        第三、李志勇確實每次都兌現了他的融資回報費用,導致劉鋒對他深信不疑。其實李志勇能夠把那么多銀行干部拉下水,也是同他的這些方法直接相關。

        第四、劉峰相信的基礎,是建立在相信銀行的存款絕對不會有危險的基礎上。東風社保中心自己的中信銀行開戶,錢存入銀行自己的戶頭里,自己掌握資金,本金和銀行利息是不會有任何風險的。額外的溢價利息,是全國非常普遍的現象。反正只要存款安全,回報越高越好。人一般都是這個心態。

        因此,檢察員的疑問很好回答,相信高利回報是能夠成立的。

        五、劉峰不屬于挪用者,

        也不屬于使用者

        一審判決認定的1億元東風社保資金屬于東風公司,劉峰并非東風公司員工和高管,沒有資金管理權。無權處置這些資金,客觀上沒辦法挪用,不屬于挪用者。這1億元資金事后被李志勇騙走和使用,劉峰既不掌握資金流向,更未使用這些資金,甚至沒有收取任何傭金或中介費,不屬于使用者。沒有實際獲利,也沒有從中獲利的約定和機會。

        六、東風社保中心1億元存款

        不是東風資金被挪用,而是銀行被貸款詐騙

        1.東風確實將1億元存入了中信銀行。黃潔、潘曉翔、王丹夏、王琴、范崢嶸、白樺的口供以及東風汽車公司社會保險中心提供的內部記賬憑證、銀行進賬單以及中信銀行梨園支行提供的資金明細表,證實2009年9月22日,東風汽車公司社會保險中心從建行武漢開發區支行42001258136053002897賬戶轉賬1億元至中信銀行梨園支行7382010182600046170賬戶。而銀行已經出具了真實的存款憑據和存款證明。這一證據表明,東風社保中心同銀行之間的存款法律事實已經成就,銀行對該款負有保管和自由取回的義務。如果損失,已經是銀行的責任。

        2.李志勇騙的是中信銀行而非東風公司。李志勇騙錢的既遂節點,是將東風公司的1億元存款從中信武漢梨園支行轉走。而這一關鍵環節是中信銀行自己的員工潘曉翔負責實施的。由于潘曉翔確系中信銀行員工,且向黃潔開具了介紹信,故潘曉翔已經足夠代表中信銀行。因此,在1億元資金存入中信銀行后,潘曉翔騙的是自己的單位中信銀行而非黃潔或者黃潔所在單位東風公司。這一法律關系是非常明確的,而一審法院作了錯誤的認定,將受損害主體誤為東風中心,將詐騙銀行錯判成挪用東風社保,直接導致了判決基本定性的完全錯誤。

        3.公安鑒定證據證明了銀行被騙的事實而不是東風社保被騙。

              一審判決書P343頁認證說明:“2、李志勇私刻東風汽車公司社會保險中心印章后偽造開戶資料,并指使吳某某到中信銀行梨園支行找潘曉翔配合,使用虛假開戶資料開戶的相關證據”。

              P345頁證據認證說明:“武漢市公安局武公(文檢)宇[2010]14號文件檢驗鑒定書證實:①上述3張金額共計8000萬的電匯憑證上所有字跡及l張金額為2000萬的電匯憑證上”附加信息及用途”欄內字跡是吳某某所寫;②上述4張電匯憑證及1張票據和結算憑證領用單上所蓋的“東風汽車公司社會保險公司財務專用章”、“汪向東印”與“東風汽車公司2010年3月1日提供的相同時間段內的”東風汽車公司社會保險公司財務專用章”、“汪向東印”印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所形成的印文。 該鑒定結論與被告人潘曉翔供述以及證人吳某某、洪俊,范崢嶸大的證言相互印證。” “(4)東風汽車公司出具《證明》,證實吳某某不是該公司員工。”

            P346頁認證說明:“(4)武漢市公安局武公(文拴)字[2010]13號文件檢驗鑒定書證實,編號為3362579的中信銀行“單位定期存款開戶證實書”。(檢材)上所蓋的“中信銀行武漢梨園支行業務公章(1)”印章印文與中信銀行武漢梨園支行2010年2月22日提供的“中信銀行武漢梨園支行業務公章(1)”印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所形成的印文。”

             上述客觀書證證明,所有的被騙環節,都出現在銀行存款真實成功之后,在銀行人員的配合下,內外勾結,將真實存款證明置換,去轉走這筆巨款。沒有銀行的配合,根本不可能成功。而這一切操作,都是瞞著黃潔進行的,劉峰更是不知情的。這怎么會是串通、參與、指使?這不是強加于人、完全不顧事實嗎?盡管李志勇將出主意的責任假說成是劉峰提出的,但是潘曉翔的證言說的騙取經過,和所有的客觀書證,都證明了劉峰根本不知情,沒有參與,黃潔也是不知情存單被調包、被李志勇質押掉的:

             一審判決書P319頁潘曉翔供述說:“2009年9月1 8日,李志勇給我打電話讓我到黃潔那里拿開戶資料,并給了我黃潔辦公室電話。我就給黃潔打了電話,對黃潔說我是中信銀行的潘經理,要到東風公司來拿銀行的開戶資料,黃潔就讓我過去。當天下午,我就到東風公司社保中心找到黃潔,黃潔帶我到會計王丹夏那里,讓她幫我辦理銀行的開尸手續。王丹夏將開戶資料復印后蓋章,并蓋了三張預留印簽卡給我,黃潔還給了我一份存款協議書。我拿了資料后就到李志勇經緯船務公司的辦公室,李志勇說讓我將全套開戶資荊及存款協議留給他,等事情確定以后,他給我打電話并會安排人來開東風公司社保中心的賬戶的,我負責在銀行接待。我將開戶資料及存款協議留給李志勇,實際就是給他機會偷換銀行預留印鑒,之前我們沒有商量,但這猜都猜得出來。

            2009年9月21日,李志勇安排一個叫吳某某的女孩來辦理東風社會保險中心的開戶手續,我將她帶來的開戶資料拿過承簽好字后,又拿到吳行長那里批了一下,然后帶著吳又軒到對公賬戶那找洪俊.我當時就知道吳某某拿到我行的東風公司社保中心銀行預留印簽卡已經換了,因為不換銀行預留印簽卡李志勇是不能取錢的。

            2009年9月22日,東風公司的錢到帳了,黃潔給我打電話,讓我補一張介紹信去,時問要提前。我想她應該是為了落實我銀行工作人員的身份。我就在行里開了一張介紹信,吳純行長簽字后,我倒簽了時間,填的大概是2009年9月16日。辦好后,我到李志勇那里拿了存款協議、開戶回執和原東風公司社保中心蓋好的銀行預留印簽卡,  起送到了黃潔那里。我交給東風公司的存款協議沒有告訴銀行,協議上行長“吳純”的簽名是我寫的,但中信銀行的假章子是李志勇搞的。這個開戶回執上,東風公司的人原來填寫了抬頭,上面的印章也是東風公司的,所以不能交給銀行,交給銀行的是假的,是加蓋了假東風公司銀行印章的。我給黃潔開戶申請書回執上的賬號是手寫的,當時她還拿了我行原來的開戶申請書對著看了一下,她應該發現了賬號手寫的問題,但當時她沒有提出異議。”“大概是10月12、13日,李志勇打電話,讓我到他公司去一趟,去后李志勇給了一個信封我,我看了一下,是一張假的甲信銀行1億元的存單。我問他是在哪里做的,他告訴我好象是溫州或者廣州,具體記不清楚了。當天,我就將這份假存單送給黃潔,王丹夏和張莉莉也在辦公室里。黃潔看了存單后說,存單的色彩和別的中信銀行存單有差別。我當時說,每批的存單不一樣,她就沒有再多說了。”

        4、東風公司與中信銀行建立了債權債務關系。金錢是種類物,而非特定物。中信銀行由于未能對吳某某的真實身份進行審核,導致其冒用東風公司員工的身份將資金轉走,過錯在中信銀行。中信銀行仍應當足額支付東風公司1億元資金及其利息,并自行承擔相應的損害結果。也即,東風公司在此過程中并未遭受損失。

        5、事后的在檢察機關主持下進行的民事和解,《三方協議》,印證、消滅了債權債務關系。李志勇和中信銀行武漢分行、東風汽車公司簽訂的《三方協議》及各方授權委托書、東風汽車公司提供的證明及特種轉賬憑證等,證實東風公司于2010年12月31日收到1億元。表面上看,李志勇直接將1億元歸還給了東風公司,其實這其中包含兩個階段:李志勇先將1億元歸還給中信銀行,由中信銀行再支付給東風公司。因為反過來,中信銀行必須先賠償東風公司,然后再向李志勇追償。《三方協議》明確載明,東風公司日后不得再要求中信銀行承擔任何責任即是明證。銀行,并沒有脫開這一存款責任的事實。

        七、劉峰客觀行為上

        沒有參與共同挪用

        1.劉峰引薦社保資金時不知道李志勇一伙的騙局。2009年8月底9月初的時候,李志勇要求劉峰幫忙拉一個億的存款時,劉峰還說可以直接將硚口工行保利的錢,直接轉過去。這清楚無誤的證明劉峰根本不知道李志勇已經將此前的1.1億保利資金騙走,還以為是在單純的拉存款。2009年9月10日,黃潔經領導同意辦理了轉存1億元至中信梨園支行的定期存款審批手續。同年9月22日,黃潔指示財務人員向中信梨園支行東風公司社保中心賬戶轉款1億元。然而這筆存款沒有轉成定期存款這一點,劉峰并不知情。2009年10月4日,梅園轉款發現保利的存款不見了,李志勇在其辦公室告訴劉峰保利的錢被他用掉,劉峰才第一次知道李志勇的騙局。在如此主觀認知下,劉峰聯系黃潔,仍然是被李志勇蒙在鼓里,單純的幫他拉存款。不能想當然的把李志勇、潘曉翔一伙的動機安置在劉峰頭上。

        2.李志勇的主觀故意是秘密騙取占有,而非利用職權挪用。判斷一個人的主觀故意當然要看他的客觀行為,但不能僅從李志勇事后歸還了1億元資金就推斷他沒有非法占有的故意。李志勇虛構事實、隱瞞真相、假扮身份、私刻印章、偽造單據,拆東墻補西墻,類似行為手段反復多次使用,主觀上處于持續不斷的非法占有狀態之中。本案中,李志勇在東風公司1億元存款進入中信銀行武漢梨園支行后,先轉到建行武漢解放公園路支行,然后立即將其中的5000萬元歸還中彩公司,2000萬元轉給保利公司。李志勇將1億元資金使用殆盡之時,并沒有想好日后怎么歸還,甚至日后有無能力歸還,也處于不確定狀態。可見,李志勇對1億元資金與其說是挪用的故意,不如說是非法占有的故意,這種故意至少是放任的間接故意。在此情況下,認定劉峰具有挪用公款的故意更是無從談起。

        3.是劉峰指使李志勇,還是李志勇利用詐騙劉峰?本案李志勇進行詐騙,共有14筆,而涉及劉峰的,只有這1筆。 如果這次是劉授意并出主意的,那么其他13起是誰指使的?這樣輕車熟路的詐騙銀行帳戶和印鑒、套取數億資金的手法、內外勾結的人員、犯罪工具,是怎么來的?劉峰為什么一個都不認識、不知曉?沒有任何一個環節參加研究?騙到群眾2億的后果,劉峰沒有事先得到一分好處,沒有一個承諾和分利協議,會不會這樣去冒險?

        4、法院的先入為主、主觀臆測導致錯判。

        一審合議庭帶有濃重的先入為主的定罪意圖在辦案,而不是客觀公正地分析事實。

        劉峰沒有就如何處置1億元社保資金與李志勇一伙進行過任何意思聯絡。東風公司的存款行為與李志勇一伙的詐騙行為無內在聯系,本案一審判決卻將二者強行捏合在一起的基礎,主要是李志勇、潘曉翔口供的故意栽贓、構陷、把火引向劉、王,以減輕自己罪責。

        比如李志勇供稱:“從東風搞1個億資金是劉峰提出來的…劉峰給我算了一筆賬,要把所有事情擺平,還得2個億的資金…劉峰說他可以同黃潔做工作,從東風公司搞2個億過來,一是把差他的好處費付清,二是把保利公司的9000萬還了;三是多余的錢留給我周轉”。

        就是這樣漏洞百出、前后矛盾的供述也被一審法院采信,隨便即可以找出其中的荒謬:

        1),劉峰動機何在?李志勇騙走東風社保1億元資金后,一分錢也沒有給過劉峰,劉峰也從來沒要求付清好處費;

        2)劉峰是如何知道,并算出李志勇擺平事情需要2億元?

        3)既然擺平所有的事情還得2個億,怎么又冒出來“多余的錢給我周轉”?

        4)也是最重要的,如果劉峰明知李志勇的騙局,而他個人又沒有任何好處,他有何動機去幫李志勇冒這么大的法律風險?值不值得?

        比如潘曉翔供稱:“黃潔給我打電話,讓我補一張介紹信去,時間要提前。我想她應該是為了落實我銀行工作人員的身份,為她以后做準備”。黃潔要潘曉翔補銀行介紹信,落實其身份,這原本是正常的履職行為,但潘曉翔卻以己推人、妄加揣測黃潔是為以后做準備。

        潘曉翔還稱:“黃潔看了存單后說,存單的色彩和別的中信銀行存單有差別。我當時說,每批的存單不一樣,她就沒有再多說了…我在十一后送假存單時,黃潔沒有說什么,可見這都是商量好的”。前面還在講黃潔提出存單有差別,后面就變成黃潔沒有說什么,并且由此推測“這都是商量好的”。

        且不論這些推測何等牽強,單就刑訴法明文規定猜測性語言不得作為證據使用來看,潘曉翔的相關證言就不應該采信,更不能用來作為證明劉峰、黃潔與其共謀的證據。

        原一審過程中甚至有如此的法官當庭言論:由于已經收受了巨額好處費,只要你將錢存入中信銀行,不需要明知、不需要有共謀,就構成挪用共犯。這就是典型的有罪推定,不顧基本的事實邏輯和證據真相。

        5、劉峰是幫助介紹存款不是指使挪用

        1.劉峰不具有教唆黃潔挪用公款的行為。劉峰確實在李志勇的要求下,與黃潔聯系過拉1億存款的事情,但這屬于正常的業務聯系,不屬于教唆犯罪的范疇。況且此事具體由潘曉翔、吳某某、王丹夏等人負責經辦,由李志勇、潘曉翔負責全程策劃和實施,劉峰對其中的細節并不知情,更未具體參與。根據潘曉翔的供述,“2009年9月,李志勇要我幫忙與東風公司做一筆資金,他說他與東風公司關系很好,并與東風公司社保中心的黃潔主任已經說好…2009年9月1 8日,李志勇給我打電話讓我到黃潔那里拿開戶資料,并給了我黃潔辦公室電話”,可見黃潔答應存款是李志勇游說的結果。一審判決書認定李志勇幾年前就與東風社保中心的趙霞合作過,且已經有從東風社保中心挪用公款的先例,故潘曉翔的該一說法更為可信。劉峰與潘曉翔并不認識,從未與其有過共謀,潘曉翔從黃潔處獲得存款自然也就不能歸因于劉峰了。

        2.東風公司的存款行為全部都有相應的手續和單據。黃潔在公司內部履行了定期存款審批手續,隨后指示財務人員填寫了全部開戶手續,并且是在拿到“協定存款協議”、開戶資料回執和東風公司社保中心蓋章的原預留印鑒卡后才指示財務人員向中信梨園支行東風公司社保中心賬戶轉款的。潘曉翔與黃潔電話聯系開會事宜時,已經自稱是中信銀行的潘經理。但東風公司錢到賬后,黃潔仍要求潘曉翔補一份銀行介紹信,以便進一步落實他的身份,防止自己被騙。轉款次日,黃潔還指示下屬財務人員到中信梨園支行取回l億元的存單和進賬回單,黃潔本人還對存單進行了仔細檢查核對,并對色彩差別提出了疑義。至于上述材料的真假,劉峰并不知情,也無從判別。李志勇私刻印章、偽造委托書、偽造文件,并指使吳某某冒充東風公司社保中心工作人員等情節,劉峰從未共謀、也未參與,更不知情。因此,在李志勇主動攤牌之前,劉峰不可能識破他的陰謀。

            3.劉峰當時并不知道李志勇私下轉出1億元存款的事情。李志勇、潘曉翔一伙到底是怎么將東風內部審批的定期存款轉為活期存款,怎么將1億存款從中信武漢梨園支行轉到建行解放公園路支行東風公司社保辦賬戶,又怎么從該賬戶將資金轉出使用的,劉峰一概都不知情。這么多環節,李志勇一伙都能過關斬將、不為外人察覺,足見其犯罪網絡之龐大、活動能量之驚人。庭審時,潘曉翔當庭承認不認識劉峰。可見,劉峰顯然并未進入李志勇的犯罪網絡,只是一個被騙的邊緣人物。如果草率的根據李志勇的口供認定劉峰對這一切都事先知情,恐將造成冤假錯案。

        八、一審判決書中的其他事實認定錯誤

            劉峰自己在上訴書中,指出了一審判決中完全違背事實真相的許多錯誤。

             判決書P316倒數第七行,李志勇供述:“從東風搞一億元資金是劉峰提出來的…,劉峰給我算了一筆帳,要把所有的事情擺平,還得2億元資金…。”法院如此認定供述不是很好笑嗎?李志勇在外欠多少錢我怎知道?(他欠中彩5000萬元,我是幾年后看到判決書才知道的),我怎么去幫他算帳,他歷經十年的犯罪史,是我能算清楚的嗎?事實是:李志勇在與我聊天中,知道黃潔要調到社保中心工作,就起心讓我幫他拉存款。因為他在此之前幾年已與東風社保趙霞等人合作過二次(這是我看到判決書才知道的,當時并不知道),熟門熟路。而我還并不知道東風社保有錢可存,李志勇示意我問一下,我才打電話問的黃潔,怎么說我是主動的呢?(他與東風社保合作過,而我沒有),也不知道那邊可以存款,說我主動,不是天大的笑話嗎?

             判決書P24第二行:“被告人劉峰建議被告人李志勇聯系一家商業銀行…被告人李志勇接受了被告人劉峰的提議”。這段話更是滑天下之大稽。事實是李志勇已找好銀行,編好故事,讓我幫他拉存款,現在怎么變成了我建議他聯系一家商業銀行,黑白顛倒過來了呢?法院并不難調查,是他先聯系的銀行,還是我先拉的存款?怎能黑白不分?況且,之前他已兩次騙取東風社保存款,輕車熟路,現在卻說我來建議他怎樣做,合乎情理嗎?這種口供也能采信嗎?

             判決書P27倒數第九行:“被告人劉峰與被告人李志勇、黃潔、潘曉翔等人相互勾結…”。而事實是,我不認識潘曉翔及所謂等人,銀行更是一個人都不認識,如何“勾結”呢?P24第九行還說被告人潘曉翔按照我提供的電話找黃潔,我都不認識他,怎提供他的電話?豈不貽笑大方。倒是李志勇與潘曉翔勾結行騙過東風社保金兩次。對那電話熟悉不過了。

             起訴書P17第七行:“被告人黃潔與被告人劉峰商定:先將社保金中心的1億元以存款的形式存入銀行,再由被告人李志勇采取非法手段從銀行將該存款挪走。同時為了不引起公司領導懷疑,要求讓銀行的工作人員主動上門來引存資金”。更是不實之詞。李志勇一直在拉存款,是便于他優先貸款,從未講過拉存款是供他自己使用,更別說是采取非法手段從銀行挪走了,他沒告訴過我,我也不認識銀行任何人,怎能知道最終他們會將存在銀行的錢騙走呢?銀行上門拉存款,談溢出利息,應是業內慣例,也是黃潔告訴我的,不存在我與她商定,也不存在引起公司領導懷疑,銀行工作人員上門引存資金,她們不是第一例,也不是最后一例,為何這就成了我們有意為之的證據呢?

             起訴書 P17第6行“…被告人李志勇立即通知被告人劉峰,要求東風公司準備開戶”。此說更是無中生有。自告訴李志勇銀行可以直接去東風洽談存款事宜,后來我就再沒管這件事,都是潘曉翔與東風社保財務人員(主要是黃潔)洽談財務手續的,具體何時開戶,何時轉款,我都是事后才知道大致的時間的。既然銀行和東風社保已直接聯系在洽談,中間又所謂通知我,讓東風公司準備開戶,豈不荒唐?

        九、認定劉峰挪用犯罪缺乏基本的證據

        1.認定劉峰聯系黃潔轉存社保資金是為了不讓挪用保利存款的事情暴露,只有李志勇的栽贓推責的不實口供。而且已經被在案的證據直接證偽。

        2009年10月,在保利財務梅園去硚口工行要求拿轉存9000萬的回單時,李志勇直接冒充銀行經理從銀行柜臺出來接待梅園(見梅園兩次筆錄),在無法掩蓋帳上已經為零的真相時,李將梅園二人帶去了他的公司,向梅園二人坦承了他的犯罪事實:“錢是被我用了,你們該報案報案吧”。在這同一時間,李志勇將劉峰也叫去了他的公司,在劉峰質問時,李志勇坦承:“我已經向保利財務都講了,是我用的錢,你們該報案報案吧”。因此,一審認定劉峰“為不讓挪用保利存款的事情暴露”屬于根本錯誤。

        2.認定劉峰建議李志勇聯系一家商業銀行進行轉存挪用不合常理和邏輯。

        2009年9月,梅園還未去拿回單查帳,李志勇還未攤牌,劉峰還不知道保利的錢已經被李志勇挪用。在劉峰不知道李志勇所謂的“貸款”僅是個謊言的情況下,“建議李志勇聯系一家商業銀行好把東風的1億挪出”,而不是為了繼續貸款不合常理。況且中彩公司是誰,有沒有5000萬債務,劉峰完全不知情。已經有10年犯罪經歷的李志勇,此時居然“接受了劉峰的提議”,這聽起來好象是李志勇勉強接受的提議,但本案除李志勇一人的口供孤證處,再無任何其他證據證明。

        3.認定劉峰“策劃和教唆黃潔挪用公款”的證據本身自相矛盾。

        (1)時間點自相矛盾:東風存款1億時間是2009年9月20日左右,而劉峰知道李志勇挪用了保利的錢是在2009年10月保利財務去取存款發現帳戶是零追究之時。怎么可能在2009年8月就策劃黃潔挪用公款?

        (2)劉峰的前后口供矛盾。定罪口供全部來源于2010年5月3日之前,而5月3日之后的口供全部未予采信。

        (3)代小勇的前后證詞矛盾。代小勇向辯護人證實,其2010年3月10日口供是刑訊逼供的結果,他實際上是2009年10月底才知道保利的錢被李志勇挪出去用了,說2009年4月份就知道完全是被逼的,不是事實。對此,我們申請二審法庭通知代小勇出庭作證。

        (4)主犯李志勇當庭供述與一審認定的事實存在重大矛盾。在兩次庭審過程中,李志勇本人當庭承認在案發前他并不認識黃潔,“共謀”從何談起?

        (5)一審判決書認定的挪用動機,已經被判決書自己認定的證據排除。

        請看一審判決書的以下證據矛盾:P252第七行,李志勇供述:“在2009年4月初,…我就把我挪用保利的錢就告訴劉峰了。”而劉峰供述P254倒數第二行:“到2009年4月份的時候,…李志勇跟我攤了牌,說錢被他用了…”。 代小勇供述P265第四行,也是2009年4月份劉峰說錢被李志勇挪用了。這些時間點,都是4月份。

        那么,P20倒數第三行,法院對犯罪事實的描述時:“2009年3月底…由于該賬戶中的1.1億元資金已被被告人李志勇挪用,為掩蓋該事實,被告人李志勇與被告人劉峰商定…決定…為讓保利公司覺得賬戶上的錢還在,決定先從被告人李志勇控制的武漢潮金經貿公司轉款2000萬到保利公司賬戶上,再以保利公司名義轉到中國銀行湖北分行的賬戶上。”這里的犯罪動機的時間點是3月份。

        判決書一面“偽證”劉2009年4月份就知道保利資金被李志勇挪用(實際情況是2009年10月中旬劉峰才知道。前已敘述),而一面又指控3月底就商定。既然3月底劉連資金已經被李志勇套走的真相都不知道,那么劉峰要為誰掩蓋事實?

        判決書P246倒數第三行:“劉峰又借口‘建行貸款速度慢,需將存款轉至工行硚口支行,方便在工行貸款…’”。法庭已經查明,建行、工行,兩邊銀行,劉峰一個人也不認識,自己又不用貸款,怎說得出這個借口?而李志勇對兩邊銀行工作人員熟如家人,辦案人員為何要將李志勇的言行,強加于劉頭上?

        判決書P265第三段,代小勇供述:“2009年4月一天,劉峰跟我說:“建行這邊貸款很困難,我現在找了硚口工行的人,他們同意貸款給我朋友”。這明顯是將李志勇的話轉嫁成劉峰說的。因為劉到現在也不認識硚口工行的任何人,不可能說出此話?李志勇稱他堂兄在硚口工行當領導,可以幫助他貸款,一審誤釆信了檢察的話,將劉包裝成主要謀劃者。

        十、一審理解共犯概念,適用法律錯誤,

        擴大了挪用公款共犯的主體定義

        依據現有法律和司法解釋,挪用公款罪的主體要么是挪用者,要么是使用者,且挪用者必須是國家工作人員。劉峰不是使用者,沒有教唆挪用而是推薦轉存。即使教唆也不構成共犯。分析如下。

        挪用公款罪是典型的身份犯,只有符合法定身份的人才能構成。刑法總則的共同犯罪條款雖然原則上能適用于所有的罪名,但挪用公款罪則有其例外和限制。理由如下:

        1.《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條第三款規定:“與前兩款所列人員勾結,伙同貪污的,以共犯論處”。在《刑法》總則共犯條款已然存在的情況下,非國家工作人員是否構成貪污罪共犯仍需要刑法條文另行載明。

        2.在《刑法》對非國家工作人員伙同國家工作人員共同受賄如何定性未做規定的情況下,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11月13日發布的《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明確:“非國家工作人員與國家工作人員勾結,伙同受賄的,應當以受賄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責任”。

        3.《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條未對非國家工作人員伙同國家工作人員共同挪用公款的定性做出規定。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挪用公款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八條規定:“挪用公款給他人使用,使用人與挪用人共謀,指使或者參與策劃取得挪用款的,以挪用公款罪的共犯定罪處罰”。這是個狹義的限定。“介紹”、“教唆”不能構成,必須是“自己使用”。該解釋對非國家工作人員構成挪用公款罪的條件作出了窄于《刑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共同犯罪條款的限定:(1)非國家工作人員必須為“使用人”;(2)必須指使或者參與策劃取得挪用款。可見,即便“使用人”明知該款項屬于公款,只要未“指使或者參與策劃取得”,就不構成挪用公款罪的共犯。舉重以明輕,如果連“使用人”尚且如此限定,那么劉峰作為“使用人”以外的非國家工作人員,就更不能認定為挪用公款罪的共犯了。

        結論:劉峰不構成挪用公款罪

            通過以上十個方面的分析,我們認為:

        1、劉峰不符合犯罪主體,也不是共同犯罪主體。

        2、1億資金到達中信銀行后主體權屬沒有轉移,是李志勇通過同銀行人員內外勾結,用假憑據騙取了銀行的合法正常存款。

        3、劉峰聯系黃潔時不知道李志勇的騙局,屬于單純的幫忙拉存款,沒有教唆黃潔挪用公款。黃潔本人當時也沒有挪用公款的故意。

        4、造成一億元從銀行被挪出結果的直接原因不是因為東風公司的存入行為,同劉、黃的行為沒有因果關聯關系。是由于李志勇團伙私刻公章、偽造存單、冒充銀行經理的詐騙行為。劉峰本身也是被騙的對象。

        5、在涉案資金被從銀行挪出這一根本環節上,劉峰完全不知情,更未“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由于劉峰并非中信銀行的職員,客觀上也沒有“職務上的便利” 可供利用。

        6、本案中僅有黃潔屬于國家工作人員,將其他人定性為挪用公款罪都必須依賴黃潔的職務便利。而事實上,本案中李志勇才是第一號的主犯,作用明顯大于黃潔。黃潔是被害單位的被騙的經辦人,最多是瀆職罪玩忽職守罪。如果法院避重就輕,將黃潔認定為“挪用公款”的主犯,而具有10年詐騙犯罪經驗和行為的定型的李志勇,則成為了“挪用公款”的次要主犯,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是對國家司法的嘲弄。

        7、原審判決屬于客觀歸罪,違背了我國刑法定罪所要求的主客觀相統一原則。原審判決稱:“黃潔非法提供單位預留印鑒后,李志勇私刻公章,以偽造的印鑒進行開戶和轉款,不會遇到印鑒比對的障礙。只要黃潔按照劉峰、李志勇的意圖將公款存入指定銀行,該公款即被李志勇等人實際控制,黃潔挪用公款的犯罪行為即已完成。至于李志勇如何將公款從銀行轉出,只是挪用犯罪完成后公款的流轉方式和過程,不影響黃潔挪用公款罪的成立…如沒有黃潔提供預留印鑒和向指定銀行存款等行為,則公款不會被李志勇套用,故黃潔的行為對犯罪的完成至關重要,起決定性作用”。

        黃潔將公款存入指定銀行,怎么成了犯罪行為即已完成?公款存入銀行,如果李志勇一伙不騙領,那么資金安安靜靜的躺在銀行賬戶上,何來犯罪之說?按照這一判決邏輯,等于是說被騙人的是配合被騙的,被搶是是配合被搶的,家里被偷是因為門沒有關好,沒有關好門就是共同盜竊罪。沒有比這樣邏輯更荒唐無理的了。

        8 1億元社保資金已經歸還,本案沒有社會危害性,不宜認定為犯罪。案發后,在武漢市政法委及有關政法部門的積極協調下,東風公司、中信銀行、李志勇三方達成民事協議,李志勇已經以武漢經緯液化氣船務有限公司全部股權清償,并直接將股權轉讓款1億元支付至東風公司賬戶。三方協議已經確認了該筆資金作為民事債務,予以解決的性質。東風公司作為資金所有人、中信銀行作為客戶資金管理人,對于該問題尋求民事解決的立場應當予以尊重。同時,對于該問題的民事解決也是相關政法部門統一協調的結果。基于該問題的特殊性,特別是在認定犯罪明顯證據不足、法理不合的情況下,不應當繼續作為犯罪處理。

         

        第四部分 劉峰不構成

        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

         

        一、關于一審《判決書》認為的

        劉峰幫助行賄650萬情節

        一審判決認定,李志勇通過劉峰向保利博高華(武漢)房地產股份有限公司財務總監代小勇行賄650萬元。2009年2月23日后,保利博高華公司建行解放公園路支行賬戶存入1.1億元,先后被李志勇套取騙走,并以融資中介費名義,給代小勇轉現金分成。

        法院認定,李志勇通過劉峰送給代小勇650萬元好處費,是劉的行賄行為。這是不能成立的。這只是轉交好處費行為,并不是劉峰自己為了自己的利益,拿自己的錢給別人行賄。代小勇也沒有幫助他的權力。也沒有任何幫助。

        二、認為劉峰違法所得2216萬元,事實錯誤

        認定劉峰犯兩宗罪,同這一“違法所得”的認定直接相關。因為雖然兩個罪狀都難以成立,但是劉峰在融資中介中獲得巨利,會直接影響公檢法辦案人員的自由心證:反正定性不太妥當,你拿了這么多,判十幾年也不冤。出庭檢察員昨天對違法所得問題,也進行了很長時間的發問。因此,有必要認真澄清一下。另外,司法審判,只能根據事實和法律,不能聽從情緒,有罪無罪根據發生的事實。如果有不當得利,可以用追繳的方法,而不能用勉強判罪的方法處理。

        一審法院認定:2009年2月至12月,在挪用保利博高華公司存款期問,劉峰從李志勇處獲得違法所得共計3651萬元,為感謝黃潔、舒靜提供引存信息,送給黃潔665萬元、送給舒靜120萬,為感謝代小勇將1.1億元存入李志勇指定的銀行,送給代小勇好處費650萬元,劉峰個人實得違法所得2216萬元。

        劉峰收受的“好處費”數額認定事實不清,具體來源和去向不明,數據不清、人為夸大、證據不足。一審認定的2216萬元缺乏基本的司法審計結論。所以我們向二審上訴時提出了進行審計鑒定的申請。

        這2216萬元中,有證據應當再予扣除的部分有:

        李志勇借款。李本人書寫借條1500萬元,其中300萬元為利息,本金1200萬元;應予扣除。

        羅祖勝300萬元本金和利息105萬元,合計405萬元,是由劉峰代李志勇歸還的,應予扣除,見一審已經提出的羅祖勝“證明”;

        汪皓收到的利息20萬元,是由劉峰代李志勇歸還的,應予扣除;

        劉峰從范國文、陳如冰、王斌收取的141萬元,是劉峰收回的自己的賣房款,與本案無任何關系,只是在同一銀行卡帳戶里,應予扣除;

        劉峰為給李志勇拉存款,通過崔明在建行存款200萬元,現發現帳上已為零,經辦人是被告人之一劉波娟,有合理懷疑也被李志勇團伙盜取,應予扣除。見崔明“證明材料”;

        以上應扣除的為1200+405+20+141+200=1966萬元。

        法院認定的2216-上述1966=只有250萬元。

        即劉峰實際所得融資中介好處費為250萬元,一審判決認定的2216萬元,屬重大錯誤。為查明以上好處費事實,應當審計查明排除。不進行審計,上述的總額,應當直接根據證據減除。這些證據一審已經在案。

          三、代李勇轉交給代小勇650萬元中介費,不能定性為行賄

            1、劉峰沒有為自己的利益行賄的動機。因為這一存款的利益都是李志勇的,劉拿的只是融資中介費。不是獲得資金和使用這筆資金。

            2、劉峰沒有出錢行賄。行賄都是自己出錢或者共同出錢。本案中劉自己沒有出過一分錢,只是轉交。給錢的是李志勇、潘振坤,而非劉峰。

            3、劉峰只是轉交融資中介好處費。涉案好處費全部來源于前面的保利1.1億元引存成功,東風社保的1億元社保資金,根本未談及好處費,所有利息歸于社保中心。未發生好處費。開始是幫助銀行副行長(指潘振坤)完成“頭寸”(見舒靜筆錄和當庭陳述),后來演化為“視為是李志勇拉來的存款,因此李志勇可以優先貸款”(見潘振坤本人供述)。因此,前面的半個月及延長的一個半月均以潘振坤名義支付的好處費,后期在潘振坤約劉峰與李志勇見面后,才以李志勇名義支付。劉峰僅僅是代他人轉交好處費,錢不是自己的。

            4.劉峰沒有謀取“不正當利益”。給出“引存7000萬元存半月付就給200萬元好處費”這一條件的真相在判決書第20頁第2行已經表述的十分清楚:“被告人李志勇為歸還從硚口工行騙貸的7000萬元,找到潘振坤,要求其幫助引存資金,為取得存款單位的信任,獲取資金,二人編造了將資金轉存到建行以方便辦理貸款,只使用半個月,好處費為200萬元的理由”。這一預謀過程,已經將銀行、將存款單位、將引存的關系人全部作為詐騙的對象。在高額好處費的誘騙下,劉峰幫助引存完成7000萬,按銀行行長潘振坤承諾的條件收取好處費在劉峰看來是理所當然的,當時市場上慣例好處費比例最高有10點—15個點,李志勇承諾給劉峰的最高點是7、8個點(見李志勇和劉峰的口供),并沒有超出市場行規。雖然這一通行做法是違規的,但是中從取利行為社會上非常普遍,并不違反刑法,最多是非法所得追繳。

            5.給付高額好處費本身是詐騙的利誘手法。是釣餌。是李志勇團伙實施誘騙犯罪的一個手段,劉峰被完全蒙在鼓里。

            6.溢出利息的中介分成性質,不是受賄

        代小勇拿到的錢,能不能定性為受賄,這是值得從法律性質上進行探討的。代小勇其實是詐騙陷阱的落網中招者。銀行拉存款,在保證存款本金安全,和國家銀行標準利息拿到的同時,一些企業為了融到資金,為銀行拉存款,獲得貸款機會,并愿意向存款人支付溢出國家銀行標準的利息。如果銀行嚴格規范操作,這個存款是安全的。而溢出的利息,應當是單位享有。如果存款單位經辦人占有私分,重則屬于貪污行為,輕則定性為私分中介費行為,作為非法所得追繳。都不是受賄性質。因此,不存在行賄的定性。

            7、本案的好處費全部發生于保利部分,同東風社保中心的資金存款情節無關。

            保利的7000萬元國有資金未追回的部分,現在按民事存款糾紛在處理,尚未作為犯罪事實對待,那么其間收受好處費,也就是民事行為。否則,置具有重大社會危害性的7000萬損失結果行為于不顧,卻對其中沒有社會危害性的手段行為科以刑責,明顯不合法理。

        因此,無論從事實,特別是法律性質來看,認定劉峰行賄是不妥當的,劉不構成行賄罪。其通過幫助融資收到的不當收入,行為實際是共同分享融資中介費,可以進行依法追邀。但是不能定罪判刑。如果定罪,劉峰也至多只構成介紹賄賂罪。而不是行賄罪。

         

        合議庭三位法官: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

        劉峰在本案中,是李志勇合同詐騙、貸款詐騙整個連14起貫性行為中,一個被蒙在鼓里的、被利用的工具,而不是合謀挪用公款的共犯。他是一個被存款中介利益引誘的上當的被欺騙者。而不是共同犯罪人。

        黃潔則更是被害人,根本沒有想挪用公款,她沒有這個動機和利益驅動。也實際的沒有挪用行為。因為她是將公司的錢,存在自己公司的銀行戶頭。不是給其他人使用。說劉、黃同李志勇共謀,既沒有任何證據,也違背基本常識邏輯。只要銀行是規范的,沒有內外勾結犯罪的,一個單位的存款的所有權,根本不會有任何損失。

        只有銀行出了內鬼,內外勾結欺騙劉、黃,才有可能出現存款風險。因此,黃潔沒有挪用的故意和行為,同錢的被騙,沒有合謀關系,是意志以外的其他行為,導致公司財產處于危險狀態。

        劉峰則根本不可能指揮東風社保中心的資金調動,也不可能指揮黃潔。黃潔是請示他的領導才同意轉存的。這種行為只有在共同詐騙時,才可能構成,而不可能成為挪用合謀。按司法解釋,也只有挪為“自己使用”,才能夠定為共用挪用。本案這樣沒有自用的,法定的不構成共同挪用犯罪。

        劉峰轉交融資好處費的行為,是違規的。但是不是行賄犯罪。一、不是自己的錢而是轉交李志勇的錢;是轉交不是自送。二、沒有自己的利益目的,需要去行賄收買代小勇;三、代小勇都是直接同銀行在發生資金關系,去存款,沒有經過劉峰任何幫助;四、這個錢是一億多存款的額外加息,即行話說的“溢出利息”的瓜分行為,是私分好處,不是一種權錢交易性質,不是行賄受賄法律關系,而是一種私分利息行為。實際上,真相是一種被詐騙的李志勇的誘餌。只能定性為,劉峰為代小勇私分保利公司的利息所得,提供了中介便利,不能夠定性為劉峰在行賄。

        為此,請求湖北省高院刑庭合議庭法官在二審中,不受原一審諸多案外因素的影響,尊重事實,查明真相,排除非法證據,準確適用法律,依法撤銷原判,改判劉峰挪用公款罪、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不能成立,判決其無罪。對其因為融資而得到的不當利益中介費,可以依法追繳違法所得。

        以上意見,請法庭重視、采納。

          謝謝法庭。

         

                          劉峰委托辯護人

                              京衡律師事務所

                                 陳有西律師

         

                             2015年1月8日-9日

         
        武漢劉峰等被控挪用公款、行賄
         
        原一審判決書
         
         

         
        湖北省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
         
        刑事判決書
         
        (發回重審前)
         
        全案指控李志勇騙貸等五罪十四個犯罪情節,
        這是摘要限黃潔、劉峰相關的2個情節
         
        (2011)武刑初字第00132號

         


         
                 公訴機關湖北省武漢市人民檢察院。
                 被告人李志勇,男,1976年6月3日出生,漢族,大學文化,武漢經緯液化氣船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武漢富豪明珠網絡咨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武漢市江岸區五福路28號一3樓1號。因涉嫌犯行賄罪,于20lO年1月2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2月5日被逮捕。現羈押于武漢市第二看守所。
        被告人黃潔,女,大學文化,原東風汽車公司社會保險中心計劃財務科科長,住###。因涉嫌犯挪用公款罪,于2010年3月14  日刑事拘留,同午3月26日被逮捕。現羈押于武漢市第一看守所。   
        辯護人柳平,湖北瑞通天元律師事務所律師。
        辯護人吳曉紅,湖北晴川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人劉峰,男,大學文化,武漢瑞邦房地產策劃代理有限公司總經理,住###。因涉嫌挪用公款罪,于2010年3月1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27日被逮捕。現羈押于武漢市第二看守所。
        辯護人楊亞文,北京市培文律師事務所律師。
        (共11被告,其余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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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武漢市人民檢察院以武檢公訴刑訴(2011)80號起訴書指控被告人李志勇犯挪用公款罪、挪用資金罪、騙取貸款罪、行賄罪、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被告人陳輝犯挪用公款罪、騙取貸款罪、受賄罪;被告人王莉犯挪用公款罪、受賄罪;被告人黃潔犯挪用公款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被告人【劉峰】犯挪用公款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被告人潘曉翔犯挪用公款罪、挪用資金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被告人劉波娟犯挪用公款罪、騙取貸款罪、受賄罪;被告人吳暉犯受賄罪,于2011年4月1日向本院提起公訴,本院于同日立案,并依法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武漢市人民檢察院指派代理檢察員李憲、代理檢察員曾嶸、胡珣出庭支持公訴,被告人李志勇及其辯護人汪少鵬、易卉、被告人陳輝及其辯護人徐立波、被告人王莉及其辯護人鄒娟娟、周紅峻、被告人黃潔及其辯護人柳平、被告人【劉峰】及其辯護人楊亞文、被告人潘曉翔及其辯護人劉登攀、熊漢杰、被告人劉波娟及其辯護人胡鵬、被告人吳暉及其辯護人郭俊到庭參加訴訟。2011年5月16日,本案經報請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批準,延長審理期限一個月。2011年6月16日,武漢市人民檢察院建議本院延期審理一個月,2011年7月15日建議恢復審理。
        2011年8月30日,武漢市人民檢察院再次建議本院延期審理一個月,2011年9月30日建議恢復審理,現已審理終結。
        武漢市人民檢察院指控:2()03年至2009年,被告人李志勇以給中間拉款人及存款單位財務負責人高額好處費為誘餌,將存款單位資金引存到指定銀行,隨后對銀行工作人員進行拉攏腐蝕,大肆進行賄賂,與銀行工作人員相互勾結,采取私刻存款單位公章、銀行印鑒及更換客戶銀行預留印鑒卡,以及使用偽造的轉賬支票等手段將存款單位存入銀行的資金轉入自己控制的賬戶后予以使用,被告人李志勇還伙同國家工作人員挪用公款進行營利活動,伙同非國家工作人員挪用客戶資金,同時還以欺騙手段取得銀行貸款。具體犯罪事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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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被告人李志勇伙同被告人陳輝、劉波娟挪用東風汽車公司社會保險統籌辦公室2000萬元存單質押貸款1800萬元,以及李志勇行賄30萬元、陳輝受賄16萬元、劉波娟收受賄賂3萬元的事實
        2006年底,被告人李志勇從潘振坤處了解到:可通過先引存資金到指定銀行,再偷換客戶存單作質押的方法非法獲取銀行貸款,遂起意以該方法套取資金使用。通過潘振坤的介紹,李志勇又認識了時任中國建設銀行武漢市江岸支行(以下簡稱’’建行江岸支行”)下屬永清路支行(以下簡稱”建行承清支行”)行長的被告人陳輝。李志勇向陳輝提出,團公司經營缺乏資金,希望陳輝利用職務便利為其提供幫助,陳輝聽后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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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3月28日,東風公司社保辦向其在建行水清支行的賬戶轉賬1000萬元,同年4月4日,當東風公司幸三保辦到建行永清支行辦理定期存款手續時,劉波娟按事先約定,將李志勇偽造的1000萬元存款證實書從銀行柜臺窗口遞與財務人員,事后將真實的存款證實書交給陳輝。
        2007年4月16日,東風公司社保辦再次向其在建行水清支行的賬戶轉賬1000萬元。此次,李志勇為使偽造效果更加逼真,指使劉波娟采用真假證實書同時打印的方法偽造存款證實書。同年4月26日,當東風公司社保辦前來辦理定期存款手續時,劉波娟將同時打印的假存款證實書遞與財務人員,事后將真實的存款證實書交給陳輝。
        李志勇、陳輝取得東風公司社保辦2000萬元存款證實書后,即私刻“東風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印章,假冒該公司法定代表人徐平的簽名,偽造了《擔保意向書》、東風公司同意質押擔保的《決議》及《權利質押合同》等擔保資料,以武漢富豪明珠公司名義向建行江岸支行申請辦理質押貸款業務。為順利通過植保,李志勇又伙同舒偉及東風公司總裁辦公室接待科員工鄧曦(另案處理)采取攔截銀行《詢證函》、偽造復函、冒充東風汽車公司工作人員接待核保人員等欺詐手段,通過了建行江岸支行的貸款核保程序。2007年4月29日,建行江岸支行向武漢富豪明珠公司發放了1800萬元貸款。李志勇將貸款用于歸還前期挪用款項,并于2008年3月28日全部歸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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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被告人李志勇伙同陳輝、劉波娟挪用保利博高華公司11億元存款以及李志勇向陳輝行賄10力元,李志勇、【劉峰】向代小勇行賄650萬元的事實
        2009年2月,被告人李志勇拆借資金后歸還了工行研口支行7000萬元貸款,為歸還折借款,李志勇找到潘振坤,要求其幫忙引存資金至指定銀行,然后非法套取該資金。為此,二人還編造了”將資金存到建行以方便辦理貸款,只存款半個月,好處費為200萬元”的理由。之后,潘振坤找到舒靜,要求其幫忙拉7000萬元活期存款至建行解放公園路支行,并承諾給予高額好處費;舒靜找到時任東風汽車公司審計部業務主任的被告八黃潔,黃潔又聯系了武漢瑞邦房地產策劃代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人【劉峰】;【劉峰】為此找到保利博高華(武漢)房地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保利博高華公司”)財務總監代小勇(另案處理),要求幫忙存款7000行解放公園路支行,期限半個月,并許諾給予高額好處費.代小勇同意了【劉峰】的請求。李志勇從潘振坤處得知保利博高華公司答應存款后,即拉到被告人陳輝和劉波娟,要求二人在保利博高華公司開戶后為其提供該單位的預留印鑒,陳輝、劉波娟明知李志勇要采取私刻印鑒的手段套用該存款,仍答應為其提供幫助。
        2009年2月17日,代小勇安排公司財務人員梅園到建行解放公園路支行以保利博高華公司的名義辦理了開戶手續。劉波娟按照預先安排,將預留印鑒復印后交給李志勇,李志勇據此私刻了保刊博高華公司的財務印鑒。
        2009年2月23日,保利博高華公司建行解放公園路支行賬戶存入7000萬元,同日,李志勇指使其公司會計王琴持私刻的保利博高華公司財務印鑒,在劉波娟的配合下,將該7000萬元匯至武漢富豪明珠公司賬戶,用于歸還欠款。2009年3月,李志勇通過潘振坤的介紹認識了【劉峰】,向其提出將7000萬元存款再續存半個月,同時要求【劉峰】幫忙再引存資金,并許諾繼續支付好處費。【劉峰】為此又找到代小勇,代小勇同意后,于2009年3月12日、13日安排單位財務人員分兩次共轉款4000萬元至建行解放公園路支行保利博高華公司賬戶。同日,李志勇采取同樣手段將此4000萬元匯至武漢富豪明珠公司賬戶。
        2009年3月下旬,保利博高華公司財務人員梅園按照代小勇安排,到建行解放公園路支行準備從公司賬戶上轉存2000萬元至保利(武漢)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中行湖北省分行賬戶,因賬戶已無資金,無法辦理轉存.為掩蓋犯罪事實,陳耀以行長身份出面,拖延轉款時間。此事被建行江岸支行知曉后,要求陳輝將保利博高華公司賬戶作銷戶處理。為此,李志勇決定先歸還部分資金2000萬元至該賬戶,同時由【劉峰】動員代小勇在其他銀行另立賬戶,將其余9000萬元予以轉存,以使保利博高華公司相信存款仍在銀行未被動用。2009年3月27日,李志勇從自己控制的武漢潮金經貿公司賬戶轉款2000萬元存至保利博高華公司賬戶,保利博高華公司于當日將該2000萬元轉走。
        2009年4月,保利博高華公司財務人員查賬后發現公司賬戶實際沒有9000萬元存款,遂向代小勇報告,代小勇找到【劉峰】詢問。李志勇為掩蓋犯罪事實,要求【劉峰】勸說代小勇不要查賬和動用存款,并重新向【劉峰】許諾每月定期支付巨額好處費;【劉峰】以”銀行臨時調用資金,馬上就會轉回來,出了事銀行會承擔責任” 為由搪塞了代小勇。代小勇明知存款被他人套用,因收受了好處費,遂未予追究。隨后,【劉峰】又借”建行貸款速度慢需將存款轉至工行研口支行,方便在工行貸款”,要求代小勇到工行斫口支行開立保利博高華公司賬戶,并將9000萬元轉存至該行,并許諾繼續給予代小勇好處費。代小勇同意后,于2009年4月16日安排公司財務人員梅園到工行斫口支行開立了賬戶。2009年4月23日,李志勇假冒工行研口支行工作人員接待梅園,并帶領其到建行解放公園路支行辦理9000萬元轉款手續,陳輝、劉波娟按照事先安排,以虛假轉賬的手段應付了梅園。事后,李志勇偽造了虛假的9000萬元”銀行進賬回單”,通過【劉峰】轉交代小勇,由其交紿財務人員做賬。2009年4月27日,梅園到建行解放公園路支行辦理銷戶手續時,要求和銀行對賬,陳輝和劉波娟又向其提供虛假的銀行對賬單,才使賬戶得以注銷。
        2009年6月底、9月底,李志勇為掩蓋工行賬戶并無實際存款的事實,繼續假冒工行研口支行工作人員向保利博高華公司提供7偽造的工行對賬單。
        2009年l0月,保利公司財務八員向代小勇反映9000萬元”銀行進賬回單”應加蓋工行研口支行業務印章,但實際上加蓋的是建行解放公園路的印章。代小勇明知回單系偽造,仍稱此事由自己來處理。隨后,代小勇要求梅園到工行研口支行轉款9000萬元至武漢農村商業銀行三眼橋支行公司賬戶。2009年10月10日,李志勇在非法套取東風汽車公司社會保險中心1億元后.電匯2000萬元至保利博高華公司工行斫口支行賬戶,2009年10月14日,保利博高華公司將該2000萬元電匯至武漢農村商業銀行三眼橋支行其公司賬戶。
        至案發,保利博高華公司仍有7000萬元存款未追回。
        2009年9月23日,李志勇在得知陳輝因挪用保利博高華公司存款一事被解除行長職務后,以銀行轉賬方式送給陳輝10萬元。
        2009年2月至12月,在挪用保利博高華公司存款期問,【劉峰】從李志勇處獲得違法所得共計3651萬元,為感謝黃潔、舒靜提供引存信息,送給黃潔665萬元、送給舒靜120萬,為感謝代小勇將1.1億元存入李志勇指定的銀行,送給代小勇好處費650萬元,【劉峰】個人實得違法所得2216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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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被告人李志勇伙同被告人【劉峰】、黃潔、潘曉翔挪用東風公司社保中心銀行存款1億元及潘曉翔收受李志勇45萬元賄賂的犯罪事實:
              為防止挪用保利公司l l億元存款的事實暴露,被告人李志勇、【劉峰】急于籌措資金歸還該款項。2【)I】9年8月底至9月初,【劉峰】得知被告人黃潔調任東風汽車公司社會保險中心(以下簡稱“東風公司社保中心”)計劃財務科科長后,即與李志勇合謀非法套用該中心資金。為此,【劉峰】唆使黃潔將東風公司社保中心的2億元資金存入指定銀行,由李志勇采取非法于段套取后,用于歸還前期挪用的槔利公司存款。黃潔因擔心自己在引存保利公司1.1億元過程中收受高額好處費的事實暴露,同意了【劉峰】的要求,但為掩人耳目,提出只能提供1億元資金存入指定銀行、需由銀行工作人員主動上門引存資金、銀行存單必須真實等條件。【劉峰】將黃潔的想法告訴李志勇后,李志勇找到中信銀行武漢梨園支行(以下簡稱”中信梨園支行”)客戶經理潘曉翔,要求其為目已挪用東風公司社保中心資金提供幫助,并許以高額好處費。潘曉翔因前期幫助李志勇挪用中彩公司5000萬元存款尚未歸還,答應了李志勇的要求。
            2009年9月10日,黃潔以幫熟人拉存款、可收取0.5%的溢出利息為借口,經領導同意井簽字后,辦理了轉存l億元至中信梨園支行的定期存款審批手續。
            2009年9月18日,潘曉翔按照李志勇的安排,與黃潔取得聯系,并到東風公司社保中心上門辦理開戶手續。黃潔指示財務人員填寫了“開戶申請書”、“賬戶管理協議”,提供了“開戶許可證”、“組織機構代碼證”以及法定代表人的任職文件和身份證復印件等資料,并按要求在上述資料和”預留印鑒卡“上蓋上東風公司社保中心公章、財務專用章和法定代表人私章,連同約定0.5%的溢出利息的”協定存款協議”一起交給潘曉翔,委托其代辦開戶手續。為掩人耳目,黃潔還要求潘曉悲出具銀行介紹信.潘曉翔答應提供。潘曉翔離開東風公司后,隨即將上述資料交給李志勇,李志勇據此私刻了東風公司社保中心公章、財務專用章、法定代表人私章以及中信梨園支行業務公章等四枚印章,并用私刻的印章分別偽造了虛假的開戶資料和開戶資料回執各一套。
            2009年9月21日,被告人李志勇指使武漢經緯液化氣船務有限公司職員吳文軒(另案處理)持偽造的開戶資料(包括蓋有其私刻的東風公司社保中心印鑒的”開戶申請書”、”賬戶管理協議”、“頇留印鑒卡”、委托吳文軒開戶的“授權書”。以及東風公司社保中心提供的“開戶許可證”、“組織機構代碼征”以及法定代表人的任職文件和身份證復印件等又件)到中信梨園支行找到潘曉翔,在潘的幫助下辦理開尸了手續。吳文軒還按照李志勇的安排,交代銀行工作人員不用將賬單郵寄給東風公司,由自己直接到柜臺對賬。
            2009年9月22日,潘曉翔倒簽了一份落款時間為“2009年9月16日”的銀行介紹信,模仿行長“吳純”筆跡簽署了“協定存款協議”,連同李志勇偽造的開戶資料回執(包括蓋有私刻的中信梨園支行印鑒的”開戶申請書”,“賬戶管理協議”)和東風公司社保中心蓋章的原預留印鑒卡一起送還給黃活同日,黃潔指示財務人員向中信梨園支行東風公司社保中心賬戶轉款l億元。
            2009年9月23目,黃潔指示下屬財務人員到中信梨園支行取回l億元的存單和進賬回單,潘曉翔以存單需行長簽字但行長不在為由搪塞,僅打印7進賬回單交給東風公司社保中心財務人員,為李恚勇挪用此款爭取時間。
            2009年9月24日和25日,李志勇將兩枝私到的東風公司社保中心財務印章交給吳文軒,指使其到中信梨園支行購買轉賬支票、電匯憑證并劃款。吳文軒在潘曉翔的幫助下,使用上述偽造的印章從東風公司社保中心賬戶電匯8000萬元至李志勇控制的建行解放公園路支行東風公司社保辦賬戶。李志勇將其中的1010.24萬元歸還了2009年2月挪用的東風公司社保辦1000元存款,將其中69897334.47元歸還了其挪用中彩公司的5000萬元存款及前期借款的本息。
            2009年9月27日,李志勇按事先約定,通過網銀轉賬100萬元至潘曉翔指定的賬戶。潘曉翔將其中的55萬元作為溢出利息支付給東風公司社保中心,將其余45萬元用于購房及個人消費。
            2009年9月30 I-d,吳文軒在潘曉翔帶領下,持偽造的東風公司社保中心財務印章到中信梨同支行柜面辦理了對賬手續。
        2009年10月10日,李志勇再次指使吳文軒將中信梨園支行東風公司社保中心賬戶上剩余2000萬元電匯至工行橋口支行保利博高華公司賬戶_歸還了其挪用保利公司的部分款項。
        2009年10月12日,李志勇使用私刻的中信梨園支行印章偽造了一份存款倉額為l億元的存款證實書,并由潘曉翔送給黃潔。黃潔雖懷疑該存款證實書的真實勝但害怕事情暴露,沒有繼續追究。
            2009年10月31日,中信梨園支行委托湖北巨龍金融配套服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巨龍公司”)為該行存款客戶上門對賬,當東風公司社保中心財務人員告知黃潔對賬單顯示活期存款余額僅為164.20元時,黃浩以對賬單只顯示活期存款余額,而單位持有定期存款證實書為由予以搪塞,財務人員據此在對賬單上蓋章予以確認。
        2009年10月下旬,黃潔從【劉峰】處得知李志勇僅歸還7保利公司2000萬元,要求【劉峰】逼迫李志勇盡早還錢。
        2010年初,【劉峰】、黃潔二人得知李志勇被司法機關調查后,經商議決定,通過東風公司社保中心向各存款銀行發詢證函的方式,使李志勇套取該中心1億元存款的事實自然暴露。
        20l0年2月1日,黃潔指示財務人員對該單位各存款銀行進行了查詢,同年2月8日,中信梨園支行告知東風公司社保中心,該中心在其銀行無l億元存款,次日,東風公司社保中心向武漢市公安局經偵處報案。
        2010年12月31目,李志勇歸還了東風公司社保中心1億元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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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認為,被告人李志勇與國有企、事業單位、金融機構中國家工作人員相互勾結,利用他人職務便利,呆取非法手段挪用公款用于營利等活動,挪用數額達29912萬元,其行為已構成挪用公款罪。其挪用的公款目前尚有8900萬元未歸還,屬于挪用公款數額巨大不退還。被告人李志勇利用證券公司、金融機構工作人員職務便利,采取非法手段挪用客戶委托理財資金及銀行存款,挪用數額達8300萬元,尚有1300萬元未歸還,其行為已構成挪用資金罪,且挪用數額巨大。被告人李志勇還勾結銀行內部工作人員,以欺騙手段取得銀行貸款,雖已全部歸還,但情節嚴重,其行為還構成騙取貸款罪。被告人李志勇為謀取不正當利益,向國家工作人員行賄共計843萬余元;向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共計843萬佘元,數額巨大,其行為還分別構成行賄罪和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李志勇犯挪用公款罪、挪用資金罪、騙取貸款罪的犯罪事實成立,罪名準確,本院予以確認;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李志勇犯行賄罪和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的罪名準確,但指控的具體犯罪數額有誤,本院子以糾正。被告人李志勇一人犯數罪,應當數罪并罰。被告人李志勇在其所參與的挪用公款、挪用資金、騙取貸款以及伙同【劉峰】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650萬元的共同犯罪中,均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李志勇到案后,在偵查機關掌握其小部分挪用公款和行賄犯罪線索的情況下,王動如實交代了大部分未被掌握的同種挪用公款和行賄的犯罪事實,對其所犯挪用公款罪和行賄罪應當從輕處罰,被告人李志勇還主動如實交代其他未被偵查機關掌握的騙取貸款、挪用資金、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的不同種犯罪事實,其行為應當以自首論.對其所犯挪用資金罪、騙取貸款罪依法子以從輕處罰,對其所犯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依法子以減輕處罰被告人李志勇到案后,還揭發他人犯罪行為,經查證屬實。具有立功表現,也可對其從輕處罰。被告人李志勇所參與挪用的公款和資金,在案發之前和之后大部分已經歸還;其所參與騙取的貸款,案發前全部歸還,對其所犯挪用公款罪、挪用資金罪、騙取貸款罪還可予以酌情從輕處罰。
                 被告人黃潔身為國有企業單位財務人員,利用職務便利,挪用公款1億元供他人使用,其行為己構成挪用公款罪,且挪用數額巨大,屬情節嚴重。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黃潔犯挪用公款的犯罪事實成立,罪名準確,本院予以確認,但指控其從被告人【劉峰】處獲取665 萬元的行為構成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法律依據不足,本院不予認定。被告人黃潔違法所得665萬,已退出490萬元,其余部分應當繼續予以迫繳。被告人黃潔在其所參與的挪用公款的共同犯罪中,起王要作用,系主犯。其所參與挪用的公款,在集發后己全部歸還,對其可予以酌情從輕處罰。
               被告人【劉峰】參與策劃并教唆國有企業單位財務人員挪用公款1億元供他人使用,其行為已構成挪用公款罪,且挪用數額巨大,屬靖節嚴重。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劉峰】犯挪用公款的犯罪事實成立,罪名準確,本院予以確認,但指控其從李志勇處獲得好處費4976萬元,送給代小勇等人后實得3541萬元的行為構成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法律依據不足,且認定數額有誤,本院不予認定。被告人【劉峰】從被告人李志勇處獲取違法所得365l萬元,個人實得2216萬,應當予以追繳。被告人【劉峰】為謀取不正當利益,伙同他人向企業財務人員行賄650萬元的行為,應當構成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且數額巨大。被告人【劉峰】一人犯數罪,應當數罪并罰。被告人【劉峰】在其所參與的挪用公款的共同犯罪中,教唆他人實施犯罪,在所參與的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的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均系主犯。其所參與挪用的公款,在案發后巳全部歸還,對其可予以酌情從輕處罰。
               被告人【劉峰】的辯護人提出,偵查機關對【劉峰】非法關押,屬嚴重違法行為。對此,經審查決定,本院對【劉峰】2010年3月14日當天及之前所作筆錄均不予采用。
            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一款、第一百六十四條第一款、第四款、第一百七十五條之一第一款、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三百八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第(二)項、第三百八十四條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五條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條、第三百八十九條第一款、第三百九十條第一款、第二十五條第一款、第二十六條第一款、第四款、第__十七條、第二十九條第一款、第六十四條、第六十七條、第六十八條、第六十九條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挪用公款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第二條、第三條、第五條、第七條第八條、《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第二條、第四條的規定,判決如下:
            一、被告人李志勇犯挪用公款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犯挪用資金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年;犯騙取貸款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五萬元;犯行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犯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決定執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五萬元。
            (刑期從判決執行之日起計算。判決執行以前先行羈押的,羈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2010年1月24日起至2030年1月23日止)。
              四、被告人【劉峰】犯挪用公款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犯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三萬元,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三萬元。
            (刑期從判決執行之日起計算。判決執行以前先行羈押的,羈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2010年3月14日起至2022年3月13日止)。
             六、被告人黃潔犯挪用公款罪,判處有期徒刑八年。
            (刑期從判決執行之日起計算。判決執行以前先行羈押的,羈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2010年3月14日起至2018年3月l 3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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