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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五大臣出洋考察記

        2014-12-09 16:56:21閱讀:7311次




        晚清五大臣出洋考察記

        中國網 china.com.cn 

         時間: 2006-08-11 11:32  

        《廈門航空》2014年12月號摘發 



            1905年,希望與絕望并存,探尋與躑躅同在。    

            這一年,日俄戰爭告一段落。兩國交戰,戰于中國的領土之上,而清朝政府卻宣布嚴守“中立”,這一幕自然頗具諷刺意味,可戰爭的結局更是令人詫異,小小的島國居然戰勝了龐然大物般的沙俄帝國。面對這一幕,中國知識分子不禁回想起十年之前甲午之戰,而這場戰爭也無情地擊碎了洋務派的“自強”夢想。究竟是什么導致了日本的強大,以致于連續打敗了諸如中國和俄國這樣的老大帝國?

            立憲!立憲!

            日本的勝利,產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成為了激蕩中國近代社會立憲思潮的導火索。素有北方清議之名的《大公報》在日俄戰爭結束后立刻刊載文章稱:“此戰誠為創舉,不知日立憲國也,俄專制國也,專制國與立憲國戰,立憲國無不勝,專制國無不敗。”盡管將兩國交戰之結果簡單歸于政體之不同,難免有流于浮淺之嫌,但此文卻在某種程度上表達了社會上眾多支持立憲的人士的心聲。立憲人士的積極奔走,再加之報紙輿論的廣泛宣傳,一時間,立憲似乎發展成為一股全國性的思潮。

            “窮則變,變則通”。朝中重臣袁世凱、周馥、張之洞等人在其他官員和立憲派的推動下,聯名上書,請求清朝政府實行立憲政體,并提出了派遣官員出國考察其他國家憲政的請求。

            于是,在1905年7月16日,清朝政府又是一紙令下,正式宣布派遣官員出訪日本和歐美等國家,進行實地考察,尤其是在政治政體方面狀況,多少做出順應民心民意、銳意改革的姿態。

            其實,從清朝政府決定派遣大臣出洋考察憲政到頒發圣旨的這段時間里,由于種種原因,出洋大臣的人選問題一直變化不定,但最終還是確定下來了這五位官員,他們分別是宗室鎮國公載澤、戶部左侍郎戴鴻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撫端方、商部右丞紹英。這五位大臣的頭銜和官職不一,有的是來自清朝宗室,代表了滿族皇室的大臣,有的是來自地方改革勢力,屬于銳意進取的新式官員,有的是來自掌管財政和商業的大臣,也有統籌軍事方面的官員。

            實際上,這次五大臣到日本和歐美等國考察憲政,對于清政府早已搖搖欲墜的統治而言,確實是一次具有轉折性意義的事件。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起,清朝統治者“天朝上國”的迷夢便被無情打破,整個國家陷入了一種在自大和自卑之間搖擺不定的復雜心態之中。清朝政府對于“西方”或者“洋”背后所隱含的力量也因此而表現出一種矛盾、猶豫的態度,不管是在物質方面,還是在精神層面——懼怕著,卻又不斷地試探著;觀望著,卻也在不斷地學習著。而如今,一甲子的時間彈指而過,清政府為自己的這種矛盾、猶豫的態度付出了昂貴的“學費”和代價,各種不平等條約及割地、賠款等無理要求就像沉重的包袱一樣壓在它的身上。不僅如此,社會內部的各種矛盾沖突也是此起彼伏,使得清朝的統治更是雪上加霜。

           在王朝統治岌岌可危之時,清政府一方面想要挽救自己的形象,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尋求出路、擺脫困境的考慮,決定派出朝廷重臣,踏上異域之地,去切身感受日本和歐美等國家的政治氛圍,并著重對于憲政政體進行系統而深入的考察。相對于清政府派往各國的使節而言,派遣大臣出洋并非什么新鮮事,但是這次畢竟是清政府以官方名義正式派遣一批朝廷要員出洋考察,實質上也可視為正式承認了歐美和日本等國家在國家政治體制方面的領先地位,而且從這次派遣規模、出訪國家數量等方面而言,確實無出其右者。

            正因為如此,派遣五大臣出洋的詔書一下,立刻在朝野上下引起了很大反響。各界人士無不奔走相告,但也有少數立憲派激進人物如《大公報》主筆英斂之等人,頗為冷靜地指出這一派員出洋考察的舉動所存在的問題:“近者以勢驅情迫,無可如何,朝野乃競言立憲,政府遂有派四大臣出洋之旨。此一舉也,各國注目其措施,各國評議其利弊,大都以此為改良政治之起點,中國之轉弱為強、化危為安,或此是賴。但又群疑滿腹,慮所遣之非人,未必能探取各國政治之精義,將有寶山空歸之嘆”,并提出,希望以“侯官嚴又陵、丹徒馬湘伯、南海何沃生、三水胡翼南”等人代替出訪的五位大臣,以真正達到考察之實效。自然,民意尚無如此力量改變政府的決定,而五大臣出洋考察也就這樣提上了日程。

            出國考察憲政最初計劃兵分兩路,一路由載澤、戴鴻慈和紹英等帶領,考察俄、美、意大利、奧地利等國家,另一部分由徐世昌和端方等率領去考察英、德、法、比利時等國家。     

            1905年9月24日,就像舉行一場盛大的告別宴會一樣,在拜祭完祖先之后,五位考察大臣在親友、大臣、社會各界人士的簇擁下,如同準備踏上征途的英雄一般,在北京正陽門火車站登車出發。當時,載澤、徐世昌、紹英三位大臣坐于前車廂,而戴鴻慈和端方則坐在后面的車廂里面。這時戲劇性的一幕發生了——“忽聞轟炸之聲發于前車,人聲喧鬧,不知所為”。

            原來就在開車前,革命黨人吳樾一身皂隸裝扮,趁著人來人往的混亂當口,悄悄地上了火車,而他的懷里則藏著自制的炸彈。吳樾的目的不言自明,就是想用此玉石俱焚之手段,將這五位大臣一并炸死。可能是由于自制炸彈性能不甚穩定,結果當大臣們乘坐的車廂和機車掛鉤時,車身突然發生了震動,因而導致炸彈提前爆炸。彌漫的硝煙散去之后,吳樾因為距離炸彈最近,當場被炸身亡;五大臣中紹英傷勢較重,載澤、徐世昌略受輕傷,而戴鴻慈和端方由于坐在后面的車廂中,故而躲過一劫。

            這一意外事件對于清政府排前五位大臣出洋考察憲政的活動造成了一定的影響,此事不得不緩行。直到當年12月,派遣大臣出國考察的事宜才又重新提上了議事日程,由于載澤、紹英受傷未愈,所以清政府改派山東布政使尚其亨、順天府丞李盛鐸二人接替他們。

            這次出行,仍然是分頭進行。一方面由載澤、李盛鐸、尚其亨等人赴英、法、比利時、日本等國家;另一方面,則由戴鴻慈、端方等人前往美、德、意大利、奧地利等國。

          1905年12月7日,寒風凜冽,戴鴻慈、端方等人已經待命出發。鑒于上次出行的教訓,這次出發時,北京火車站采取了嚴密的保護措施,實行戒嚴,所謂閑雜人等一概不能入內。“車站稽查嚴密,外人不得闌入”。按照慣例,完成拜祭祖先儀式、求得祖宗庇佑之后,戴鴻慈、端方二位大臣由北京經天津至秦皇島,再換乘兵輪“海圻”號前往上海,搭乘至歐美國家的船只,開始西行。或許是由于這次清政府派遣大臣出洋考察憲政意義格外重大,也或許摻雜著中國官員愛擺排場的某些因素,待至上海,由戴鴻慈、端方兩位大臣帶領的隨行隊伍已經擴至四十余人,包括三十三位隨行人員、四名各省派往隨同考察人員、兩名差官、四名“戈什”,甚至還有一名剃頭匠。此外還有隨行前往美國留學的八名學生,日后因在美國宣傳孔教而聲名遠揚的陳煥章也在這群留學生之列。12月19日,美國太平洋郵船公司的巨型郵輪“西伯利亞”號載著幾十名考察人員,也載著清政府和社會各界的殷殷期望,收錨起航,向著日本駛去。善于觀察的戴鴻慈剛剛上船,就詳細地記錄下整個郵輪的構造和機關設置情況。

            12月11日,載澤、李盛鐸、尚其亨等人也從北京出發,來以上海。次年1月14日,這批考察團成員搭乘法國輪船公司的“克利刀連”號,先到日本,再轉至歐洲等國家。一路上也是眾人擁簇,浩浩蕩蕩,同行的除了一干隨員之外,還有各省選派隨團出洋考察者六人以及留學生若干人。

            盡管為節省時間多參觀一些國家,出洋考察憲政團已經兵分兩路行進,但是相對而言,他們的行程還是很緊張的。因此隨行人員就各施所長,按照自己的領域去觀察他國不同的方面,以期用最短之時間取得最大之功效。

            自然,這次出國考察,憲政為首要之目標,因此,每到一國,對于議院的參觀和議會制度的考察必在計劃之中,由是形成一個慣例,也引發許多思考。在戴鴻慈等人看來,在這些實行憲政的國家中,執政黨和在野黨之間為了國家利益做出的溝通以及君主和議會之間的互動關系,讓他們耳目一新。當他們踏上所謂“自由國度”的美國時,看到議院中的議員們“恒以正事抗論,裂眥抵掌,相持未下,及議畢出門,則執手歡然,無纖芥之嫌。蓋由其于公私之界限甚明,故不此患也”。而當他們來到最早以堅船利炮打開中國國門的英國時,也注意到“議員分為政府黨與非政府黨兩派。政府黨與政府同意,非政府黨則每事指駁,務使折中至當,而彼此不得爭執。誠所謂爭公理,不爭意氣者,亦法之可貴者也”。在意大利考察時,戴鴻慈等官員看到意大利議會中往往由議院就可以決定國王任命大臣之去留。對于這些考察大臣而言,此事讓他們感到十分詫異:“義國任命大臣之權,操諸國王之手。而大臣之不職者,得由下議院控訴之,而由上議院以裁判之。歐洲諸國,政制相維,其法至善,胥此道也。”字里行間,無不流露出對于這種政治體制的驚奇和贊嘆。事實上,對于身處異域他邦的人們而言,和本國差異最大的地方往往就是對他們的思想沖擊最為激烈之處。

            在考察憲政之余,這些官員們也對日本和歐美社會的物質和文化事業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事實上,這樣的社會氛圍對于他們而言,確有耳目一新之感。因此,在這為時半年的國外行程中,他們分別參觀了一些外國的社會部門和機構。大致說來,既有像政府機關、郵局、鑄幣局這樣的行政管理和服務部門,又有像監獄、瘋人院這樣諸如管制社會另類人群的機構;既有像基督教青年會、商會這樣的依靠宗教和社會力量所組成的團體,又有像美術院、博物館、學校等文化教育機構,可以說是比較廣泛地近距離觀察、了解了日本和歐美社會的不同側面,并且與中國的社會情況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比較。譬如,當考察大臣們在德國劇院觀看戲劇時,對于德國人編排戲劇時所花費的心思感觸頗多,認為像德國這樣的歐洲國家非常注重戲劇對于民眾的教化作用,因此“不惜投大資本、竭心思耳目”,遂聯想到中國的戲劇改良在社會中遇到的重重阻力,不禁感慨道,“又安怪彼之日新而月異,而我乃瞠乎其后耶!”

            在參觀余暇,考察憲政的大臣們也在享受著難得的休閑時光。每當他們到大城市進行考察之余,總是不忘前往所謂“優游休息”之地放松一下:“每至都會繁盛之區,必有優游休息之地,稍得閑暇,即往游觀,輒忘車馬之勞,足益見聞之陋。”相形之下,中國這樣的“數千年文明舊域,迄今乃不若人”,難免讓這些大臣產生相形見絀之感。待他們回國后,便立刻奏請由學部、警部主持,在京師次第籌辦這些公共設施,并由清朝政府“飭各省督撫量為興辦,亦先就省會繁盛處所,廣開風氣,則庶幾民智日開,民生日遂,共優游于文囿藝林之下,而得化民成俗之方,其無形之治功,實非淺鮮”。他們不僅提議在全國范圍內逐步建立起圖書館、博物館、動物園、公園等,而且還不惜斥重金從國外購買回一批動物,放在北京新建的萬牲園中,可以說是促成了中國最早的動物園的雛形。據《大公報》載,從國外運抵天津塘沽的動物包括一頭大象、兩頭獅子、三只老虎、兩匹斑馬、兩頭花豹、兩頭野牛、四只熊、一只羚羊、四只袋鼠、四只鴕鳥、六只仙鶴、八只鹿、十四只天鵝、三十八只猴等,林林總總裝了五十九個籠子。可謂壯觀。盡管這位作者記述此事之時稍有諷刺之意,但是新鮮事物的引入,必然或多或少會給社會增添了一些亮色,而這點亮色與五大臣出洋考察似乎也不無關系。中國早期的植物園、動物園等的發展,成為這些出洋考察的大臣們在促進中國社會發展方面的無心之功。

            1906年夏秋之際,經過近半年的海外考察,兩批出洋大臣先后回到中國。他們在梁啟超和楊度等人在東京事先寫好的有關實行憲政的文章的基礎上草擬了一份“考察憲政報告”,向清朝政府復命,正式提出了實行君主立憲的主張,并且還指出“立憲利于君,利于民,不利于官”。此外,戴鴻慈、端方等人還根據從國外帶回來的關于憲政的資料,編寫出《歐美政治要義》一書,將歐美各國的政體或者相關的政治制度進行了簡略的介紹,“不僅對于改革政治和其他制度具有重要參考價值,而且也使慈禧和當權親貴對于世界大勢有所了解,憲政知識有所增長,有利于基本國策的確定”。

            1906年9月1日,清朝政府終于頒布了仿行立憲的詔令。1908年8月,又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準備立憲,命令各部共籌計劃。1911年5月8日,皇族內閣粉墨登場,結果令人大失所望,實際上也宣告了清朝政府立憲努力的失敗。確實如此,百年積習,豈非一朝一夕所能改變,而且對于失去權力的恐懼,使得上至慈禧太后,下至各層官僚,旁觀側目者乃至陽奉陰違、橫加阻攔者大有人在,加之革命浪潮風起云涌,此起彼伏,因此盡管立憲的呼聲回響在神州大地,但最終還是被湮沒于滾滾的歷史浪潮之中,從而也加速了清朝政府的覆亡。

            歷史是善于遺忘的,那些并未在其中留下濃色重彩的人物和活動,就這樣不復再現。


         (摘自《書屋》2006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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