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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民初憲政困境探微

        2009-04-29 13:30:56閱讀:3594次

        清末民初憲政困境探微

         

        2009年04月22日 18:55鳳凰網歷史綜合

         

        從康梁到孫中山,從維新變法到辛亥革命,清末民初的憲政轉型均告失敗:1898年的百日維新只持續了103天,1912年辛亥革命后建立的資產階級政權即南京臨時政府也在存續了短暫的三個月后逐漸蛻化變質。清末民初的憲政困境在理念上表現為對近代西方憲政的認識偏差和對近代西方權利思想的誤讀;在實踐上則表現為清末民初憲政之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的缺失。

        一、對近代西方憲政的認識偏差

        (一)對憲政的認識偏差,首先體現在立憲的價值取向上,表現為近代西方保障個人權利、限制政府權力之理念與清末民初富國強兵之憲政追求的沖突。

        近代有識之士對憲政的思考,基本上是借鑒西方17、18世紀的民主學說,側重于反對專制保障人權之義。近代西方各國的憲政之路和具體的憲政制度雖然不盡相同,但其憲政理念卻是相近的,那就是對個人自由權利的保護和對政府權力的限制。因此,從立憲的價值取向看,憲政是為保障和實現個人權利而產生的,這正是近代西方憲政的精義所在。

        但是,清末民初憲政產生的歷史情境與近代西方是有差異的。由于“中國憲政建設的特別處在于它發生在國將不國的‘東西文化’沖突這一背景下,就因為遭遇難題的中國人眼前便有一個現成的政治生活方式在向中國人招手,于是乃有憲法移植于憲政建設任務的發生,而固有的人生態度、生活樣法等卻不匹配,以至于憲法失卻世俗的基礎與神圣性價值認可意義上的支持,理論上的功能無法轉化為‘法在行動中’,徒具空文而已。”(許章潤:《法學家的智慧》,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0頁)由此可見,近代中國有著自己的特殊歷史使命,那就是救中國、尋出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這一歷史主題始終占有壓倒性的優勢,當時其他社會問題的解決都服膺于這一主題,在憲政問題上也是如此。

        近代中西方憲政產生的歷史情境的不同,決定了清末民初開始的憲政歷程一開始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富國強兵的焦點上,將憲政看作強國救民的良方。從康梁到孫中山,從君主立憲到民主共和,近代的有識之士對憲政的認識不斷深化,但救亡圖存的沉重包袱使得他們無暇對憲政進行系統深刻的思考,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近世知識分子從一開始就沒有打算用西方的憲政徹底取代中國的政治傳統,而只是想用它來主要解決中國的生存困境問題,憲政的自身價值便成為附帶性的了。這樣做的后果是消解了憲政本身的價值。”(王人博:《憲政的中國語境》,載于《法學研究》,2001年第2期)“在‘國家將亡’這種歷史背景下,康有為、梁啟超和孫中山對憲政的思考必然是與中華民族的命運聯系起來的。這種聯系,導致了近代中國憲政發展歷程中的以救亡圖存、富國強兵為思維中心的憲政思潮。因此,憲政不是最終的目的,不過是自強之道而已。近代中國憲政發展的內在邏輯其實在一開始就已經定下了基調”(劉再復、林崗:《傳統與中國人》,安徽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74頁)。

        在康有為和孫中山的憲政視野中,憲政無疑就是一劑普治政治疑難病癥的靈丹妙藥,帶有鮮明的工具色彩。維新變法期間,康有為提出了“設議院”的主張,但初衷并不是保障公民個人的權利,而是為了“設議院而通下情”,歸根到底是富國強兵。由于中西價值觀的不同,近代有識之士必然難以真正理解議會政治原則的本質,即“除了承認每個人的意見不同具有合理性以外,還要讓人們自由地表述不同的意見,通過各種不同意見的沖突、競爭,得出能為多數人所接受的共同的結論。”([日]松本三之介:《國權與民權的變奏》,東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頁)

        (二)對憲政的認識偏差,還表現為把憲政視為高不可攀的政治理想。

        有臺灣學者指出,憲政并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政治理想,只是一種治理國家和社會的規范和準繩而已。然而,梁啟超和孫中山卻把憲政視為高不可攀的政治理想,從而影響了他們的憲政實踐,兩人均以民眾智識低為由提出緩行憲政,認為只有等到民眾政治素質提高到一定程度,方可實行憲政,并分別提出了開明專制和訓政的主張。

        不可否認,清末民初時期確實存在民眾政治素質不高的問題,對此,梁啟超和孫中山都有清楚的認識并開始了對國民性的反思。但如果不給民眾以憲政實踐的機會,民眾的政治素質就更不可能提高。因此,民眾的政治素質應該在實際的政治生活中進行訓練和培養,而不應以此作為拒絕憲政的借口而放棄前進的努力。就近代西方主要國家來看,憲政的發展也都經歷了一個從不完善到漸趨完善的演進過程,經歷了兩千年封建統治的中國人就更需要這種歷練了。

        二、對近代西方權利思想的誤讀

        (一)對近代西方權利思想的誤讀,突出表現在“民權”這一獨具中國特色的話語上。

        作為特定歷史條件下融合中西政治思想而造就的獨特形態,清末民初的民權思想含義復雜。與近代西方憲政強調個人權利的訴求不同,民權是與官權、君權相對應的“政治權利”,關注的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矛盾,并尋求這種矛盾的解決,而不是把個人之間、個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調整與平衡作為首先考慮的要點。因此,這里的民權實際上是個人的權利與集體的權利的結合體,在這個結合體中,個人的權利被輕視,集體的權利則被強調和凸顯。

        從康梁到孫中山,在他們的憲政理念中并無太多的權利訴求,民權僅僅是工具、手段而已。不僅如此,在僅有的一點權利話語中,排在首位的也是民權而不是個人的權利。從梁啟超提出“新民”的出發點看,“吾今欲極言新民為當務之急,其立論之根柢有二,一曰關于內治者,二曰關于外交者”(《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2頁),這樣一來,結果必然是“把民權看作是發揮近代民族國家作用的必要組成部分,而不是將它視為一種保護個人權利和自由的制度。這種傾向在后來的歷史中產生了嚴重的后果,這種傾向始自于梁啟超的集體主義思想。”(張灝著,崔志海、葛夫平譯:《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江蘇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2—125頁)在孫中山的民權主義理論體系中,民權也不是近代西方憲政所倡導的個人權利和自由,而是以民族主義取代了自由主義,“‘五權憲法’實際上是一種民主集權的憲政體制,而達不到分權制衡的效果,這就不可避免地出現集權主義。”(俞榮根:《民權:從民本到民主的接轉》,載于《學習與探索》,1999年第1期)

        (二)對近代西方權利思想的誤讀,還表現為將近代西方的民主思想與中國傳統的民本思想混同起來。

        從表面看來,儒家的民本思想和近代西方的民主思想有些近似,但實際上兩者相去甚遠。儒家的民本思想是在承認封建君主專制的前提下強調“重民”,出發點是為了君權永固,孟子的“民貴君輕”思想如此,明末清初的啟蒙思想也是如此。在民本思想中,君民的地位也是不平等的,君主把人民視為國家的“私產”,而不是對等的政治主體,在民本的基礎上只能產生仁政而非憲政。關于此,著名學者蕭公權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一書中曾明確指出,“孟子民貴之說,與近代之民權有別,未可混同。簡言之,民權思想必含民享、民有、民治之三觀念。故人民不只為政治之目的,國家之主體,必須具有自動參預國政之權利。”原因在于“民意僅能作被動之表現,治權專操于勞心之階級,暴君必待天吏而后可誅。”顯然,二者之間有本質區別。

        如果說出身傳統社會的康有為,其托古改制具有明顯的“古已有之”的癥狀尚易理解的話,那么,早年有著西方教育背景、曾在大英博物館等地如饑似渴閱讀吸收近代西方民主政治著作的孫中山也走進了同樣的誤區,則讓人有些驚訝了。事實上,孫中山雖然受西方影響很深,但最后還是回到了傳統文化中來并在其中找到了民權的價值支撐。在《上李鴻章書》中,孫中山曾指出,“泰西諸邦崛起近世,深得三代之遺風。……泰西治國之規,大有唐虞之用意。”為使憲政在中國扎根,孫中山將西方的憲政與傳統文化巧妙對接,認為憲政不完全是歐美的發明,因為“根據中國人的聰明才智來講,如果應用民權,比較上還是適宜得多,所以兩千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張民權。孔子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便是主張民權的大同世界。又言必稱堯舜,就是因為堯舜不是家天下,堯舜的統治,名義上雖然是用君權,實際上是行民權。所以孔子總是宗仰他們。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又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聞誅一夫紂也,未聞弒君也’……由此可見中國人對于民權的見解,二千年以前,已經早想到了。”(《孫中山全集》第九卷,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262頁)由此,孫中山認為,民主在中國是有思想而無制度。不僅如此,孫中山還進一步指出,“中國進化比較歐美還要在先,民權的議論在幾千年以前就老早有了。不過當時只見之于言論,沒有形于事實。現在歐美既是成立民國,實現民權,有了一百五十年。中國考試權、監察權相互獨立,相互制約。與此相應,中央政府實行五院制: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孫中山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83頁),從而把近代西方的民主思想和儒家的民本思想混同起來。

        三、清末民初憲政發展之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的缺失

        憲政基礎是指憲政得以建立所必需的前提條件,一國社會基礎和經濟基礎的優劣于憲政的推行至關重要,從這一點上看,憲政基礎實乃憲政的前提,前提未立,憲政也難以真正推行。清末民初的中國,無論是社會基礎還是經濟基礎,都不足以提供憲政的資源,憲政基礎的缺失是導致清末民初憲政困境的重要因素之一。

        清末民初經濟基礎的缺失主要是就當時社會男耕女織、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而言的。作為傳統中國社會最具代表性的生產方式,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卻難以提供憲政得以生長的土壤,因為這種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既不利于民眾政治主體意識的形成,也不能使民眾產生參與政治生活的需求。民眾對外界的需求甚少,更不用說參與政治了。中國社會自秦以來,雖然屬于君主專制政體,但天高皇帝遠,百姓除了依法納糧當差以外,與國家很少有直接聯系,這就使得在封建的小農經濟之下從事農業和手工業的下層民眾的生活較少受到國家政策變遷和更換的影響,因而對政治變革的興趣普遍不高。同時,由于小農經濟的分散性,“他們不能以自己的名義來保護自己的利益,他們不能自己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地站在他們之上的權威,是不受任何限制的政府權力,這種權力保護他們不受其他階級的侵犯,并從上面賜給他們雨露和陽光。所以歸根到底小農的政治影響,表現為行政權力支配一切的社會。”(《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830頁)

        憲政社會基礎的缺失也是導致清末民初憲政困境產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憲政傳入中國以后,雖然在知識分子階層中贏得了一定數量的信仰者,但由于當時法律知識沒有普及,民初的憲政體制又是通過辛亥革命這一突變的方式建立起來的,因此,對民眾而言,憲政仍是十分陌生的東西,幾千年來封建專制和封建意識的遺留影響在人們的頭腦中仍然根深蒂固,清末民初聲勢浩大的憲政運動并未對他們產生太大的影響,民眾的憲政熱情普遍不高。“革命以前的中國人民不但絲毫不曾得著民主政治的經驗,甚至普通教育所給予的知識也只少數人能夠得著。民智的問題因此比較嚴重。”(蕭公權:《憲政與民主》,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68頁)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后談及這一問題時也指出,“今中國國民四萬萬,其能明了了解共和之意義,有共和之思想者,尚不得謂多。”(《孫中山全集》,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374頁)

              綜上所述,解析清末民初的憲政困境,對于我們今天正確認識憲政、積極創造邁向憲政所需的基礎和條件,無疑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不僅如此,對清末民初憲政困境的考察,也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啟示:第一,要正確認識和把握憲政的內涵;第二,憲政的確立必須建立在本國歷史與國情基礎之上;第三,憲政的實現離不開公民積極的政治參與;第四,要積極創造實現憲政的經濟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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